实现经济平衡增长的公共支出规模分析

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加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提高,成为继劳动、资本、技术之后影响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为实现一国经济平衡增长,应合理确定公共支出规模,明确界定公共支出范围,大力压缩公共消费支出,进一步加大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力度,逐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实现预算的综合与完整。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探讨——基于中国样本

对于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两者的因果关系,经济理论并不能给出一致的答案.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的这一问题,并使用了一些新的检验手段.经验结果显示:中国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政府公共支出既不是国民经济内生决定的,也不对国民经济起引导作用.在中国,强势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现象可能是上述现象的原因.     

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影响的测度与分析

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有研究,无论是总量研究还是结构研究都没有从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对我国1989年～2003年的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验证了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结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部门要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投资,为经济起飞创造良好的先决条件。     

我国公共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财政性教育支出的视角

公共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增长中占有一定的贡献额,国内外学者对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很多研究。本文通过建立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计量回归模型,对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现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公共经济部门效率分析

公共经济部门能否保持高效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公共经济部门和提供的公共商品与否与消费的共同偏好相吻合,二是公并经济部门是否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要做到这两点,必须要有民主的政治决策和科学的组织体制及科学的公共支出管理方法来保证。     

市场结构、投资支出与经济增长

从产业组织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是一种新尝试。研究发现 ,市场结构是决定投资支出的重要因素 ,从厂商层次分析 ,投资支出与行业中的厂商数目反向变化 ,随着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增加 ,单个厂商的投资支出随之下降。从行业的层次分析 ,行业的投资支出与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关系取决于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应具体分析不同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 ,采取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来促进投资支出和经济增长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传统公共支出制度改革:基于X效率论的分析

X低效率是一种与组织和动机有关的低效率，它广泛存在于传统公共支出制度中，表现为追求预算最大化所引起的浪费、人员过多和生产率过低等现象。公共支出制度中存在的X低效率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和监督所致，因此必须通过引入竞争、加强对公共支出的监督来消除传统公共支出制度中的X低效率。     

基础设施建设、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

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一部分有效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另一部分则直接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藉由此机制的作用方式,模型得出了最优的基础设施投入量和与之对应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率.利用模型的逻辑关系和实证分析中的相关数据,文中对我国历年可能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数值模拟,该模拟的结果显示出近15年来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     

政府人力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首先对政府人力资本进行了界定,将政府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保方面的支出统一纳入政府人力资本范畴,在此基础上,对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人力资本支出的动态变动过程进行了分析。其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4年以来政府人力资本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1994~2005年间政府人力资本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促进了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增加,其中,文教事业费和卫生事业费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而科学事业费的增加则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负效应。最后,建议政府继续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支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发展。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选择金融效率来替代。但学者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构建模型分析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导致其实证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因此,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从需求和供给两层面分析我国1978—2008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政府举债能力影响下,就业规模增长,大量富余人员走向劳动力市场,由不可测度的生产力变为可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正向驱动因素,而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间呈显著负向关系。我国的公共支出规模在长期内要以就业增长为基础。     

财政支出增长的交易费用理论解释——基于中国1991～2003年数据的验证

文章提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是引致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我国1991~2003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与政府财政支出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与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是正相关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是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     

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区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沿袭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对LS模型进行拓展后深入研究了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区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当存在拥挤效应时,改善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将经济从经济增长率高、产业集中度低和收入差异小的均衡推向经济增长率低、产业集中度高和收入差异大的均衡;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更有效,因为改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这说明促进技术扩散并降低拥挤成本效应的政策才是最优区域经济政策.     

公共安全、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产权保护的角度讨论了公共安全的维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同时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以数值模拟为主要方法的比较静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一个有着低效率公共安全服务的国家难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对公共安全关注程度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依据中国现实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后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更加敏感,故公共安全服务可以适当向物质资本的产权保护倾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在中国政府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的未来走向受到了广泛关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通过对1981～2002年中国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科研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