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谨防“政冷经热”

中国经济的前路很明确，就是继续深化、完成各项体制改革。这是从政府到民众达成的一致共识。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时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因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挤压得很窄。解决社会、经济、民生问题，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成功的改革就是商鞅和邓小平式的改革

“商鞅和邓小平的成功在于鼓励了社会的创造，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各个阶层都可以获利。” 失败的改革有相似点，成功的改革也有相似点，中国的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改革，包括在今天被视为失败改革案例的有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清末光绪帝的改革。成功的改革说起来是历史的调整，     

用好干部靠制度民主

2009年政府改革的一个关键词是“干部选用体制”改革。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新时期选人用人标准，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对干部“贤能”素质的迫切要求。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10年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其中把“进一步推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把“用好干部、提高素质、转变作风、     

时代呼唤新生的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诞生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它及时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标准化工作的改革，从而为我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厉以宁：对国企改革要有信心

本刊讯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在京表示：“三中全会确定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方向，而且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化说明，对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要有信心。”他指出，国企改革准确地应该叫“国有资本体制改革”。若能完成好国有资本体制、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中国未来有望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型”。厉以宁不同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于要变成“小政府大市场”的说法，他也反对“强政府”的提法。他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应该致力于建设同样有效的政府和市场，“有效”是说，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必须做好，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由政府做。     

“国有”与“全民所有”之辨——改革初期南共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曾一度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参照模式。当时，南共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异乎寻常，大如许多思想理论界权威，小如笔者一样的大学生，都深受其益，称为“被启蒙”恐不为过。三十余年后，再回首这段改革大潮初起的思想历程，必须承认虽然南共模式以失败告终，但南共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却不容低估。     

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

通盘谋划、顶层设计已迫在眉睫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严重。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改革的时候，社会上下对改革滞后的严重．陛已非常清楚。而“改革从哪突破”、采取哪些措施？路线图、时间表是什么？远比“必须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与激进的呼吁更为重要。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观察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二元性”结构—以对贵州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支庞大而又尴尬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既是中国二元性结构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渐进改革的缓冲剂。随着“用工荒”的不断加剧，“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着重研究农民工在地域选择时的考虑因素，从而在本质上考察农民工社会地位“二元性”形成在内在原因，最后，结合实际，指出农民工摆脱身份尴尬、待遇不公等窘境的措施对策。     

继续推进改革 全面加强管理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面临下降的压力，不过长期来看，保持快速增长似乎毋庸置疑。 30年前，改革的决策者毅然打破了中华大地持续了太久的封闭“平衡”状态，在改革的共识下，各种社会力量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能量。而中国式改革与世界经济潮流的良性互动更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崭新的元素。     

农民负担原因与农村税费改革的几点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为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正如何开荫──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所说：农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二次“大包干”。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提议在全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可见，农村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农民负担是个特定的经济概念，是指农民无偿向社会提供的费用、产品、劳务的总和。因而又称之为农民社会负担。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问题，总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一、中国独特的国情是农民负担的先天原因 首先，中…     

樊纲、刘伟：未来30年中国仍将快速增长

30年前，改革的决策者毅然打破了中华大地持续了太久的封闭“平衡”状态，在改革的共识下．各种社会力量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能量。而中国式改革与世界经济潮流的良性互动更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崭新的元素。3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更多的“失衡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参与者都在思考着如何重新凝聚力量，破解中国经济长久繁荣的历史性课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为我们勾勒下一个30年的繁荣图景。     

厉以宁：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

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期提醒说，为避免掉入经济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改革要充分重视社会和谐的红利。厉以宁指出，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红利，二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而后者更能体现中国特色，是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的红利应当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厉以宁认为，要释放和谐红利，需要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方面的改革。     

海正药业喜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企业”白骅董事长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杰出人物”

12月17日-18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发起主办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成立大会暨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讨论和制定了国内第一部综合性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理论视角

行政管理要地方市场分割站好“位”危害大 吴志军在《理论探讨》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撰文指出：对中国行政改革而言，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某些方面“越位”，在某些方面则“缺位”。为此，政府就必须确立一个基础观念：政府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主体，既然我们历史性地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就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政府就需要加快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单一管理走向多元管理的进程。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基本单元之间的组织，可以加快中国行政改革的进程，实现政府宏观、…     

中国救市三大希冀

全球关注的中国“两会”刚刚落幕。中国“两会”再次巩固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挑战的政策共识，即通过快速有力的政府投入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同时着眼长远，加大了“农田水利、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这些举措并非只是应对危机而无关改革的权益之计，恰恰相反，它们不仅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内容，而且提示着未来中国改革进程的新方向。     

行业体制改革的普适性新解：新自由主义的悖论

诚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2008年金融危机预示着新自由主义这服药剂的失效，以新自由主义为路径的行业体制改革在拉美和苏东的失败也说明：缺乏普适性的西式“休克疗法”并不能实现行业治理的“善治”；法德的混合模式和日本的M型战略也为后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中西方的主流学者以新自由主义治理理论分析中国的行业改革成败，并根据行业化改革的失败和经济发展巨大成就这一“中国悖论”，呼吁建立英美“政府——行业组织——公民社会”三元共治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力架构。因此，重新评估新自由主义路径的普适性，进而“缓慢刹车战略”，而又不贸然追求新自由主义形式的中国行业体制改革未尝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范式。     

从多学科层面认知企业管理之思路

国家怎么发展，企业如何做强，个人如何适应和成长，这一系列的答案，都必须摸索前行，必须有一盏灯来指引。“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前进的指南。“中国梦”、“企业梦”、“个人梦”正是这个时代赋予国人、社会人、企业人的历史使命。     

落实《宪法》才能防止悲剧重演改革并不可怕，因为改革的目的无非是真正落实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从“文革”的百孔千疮中艰难走出来，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极左思维”的阴影。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谓的“文革遗毒’如今不仅没有肃清，反而一度有死灰复燃之势。当前，由于公权力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约束，公众无从参与改革决策，致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实质保障，这种现象在本质上是《宪法》之规定得不到有效实施造成的。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决定》揭示了现阶段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改革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从我市看，完成“三大历史任务”，改革的突破口、聚焦点和重中之重是，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大政策前提下，要继续加快土地流转、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强势集团应为公正改革承担更多责任

张维迎关于改革的“补偿（赎买）理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其《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万言长文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理由是：“当到了某个集团不放弃既得利益就没法继续改革的时候，如果再不让‘赎买’，那你说到底怎么办？除非你有本事，把这些既得利益从有关集团手中硬抢过来。”（吴向宏）“至于改革中其他相对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领导干部，他们的利益也要得到尊重，否则改革就根本推行不下去。因为这一阶层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舆论资源，是他们在主导改革，不尊重他们的利益，行吗？”（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