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北大核心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分析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与资产现状。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分为经营性负债和消费性负债,其中以消费性负债为主。经营性负债中银行贷款居多;消费性负债中住房负债占比最高。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以非金融资产为主,而非金融资产中自有房屋比重最大,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与股票居多,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收入以及不同地区的家庭负债与资产状况。     

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动态调整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异质性和风险市场参与成本异质性的两期OLG模型,考察了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模型预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财富水平的积累,家庭优先通过金融产品间接参与股票市场,随后提高股票的直接持有,在财富上升到较高水平后,家庭对股市的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水平都显著提高。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资产的影响研究

运用2014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会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房产、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总资产及净资产。通过比较估计系数我们发现,金融素养对房产、净资产和总资产的影响较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大,同时我们还发现房产在家庭总资产和净资产中的占比极高。通过基于样本分类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的影响在区域、家庭总资产规模、户口以及年龄方面都具有差异性。而通过对金融素养的构成分类分析,发现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对家庭资产的影响具有差异。     

刘磊：警惕房产在家庭资产的比重过高

房产投资是一门科学,是经济数据分析和影响房市要素研究的趋势投资方法,而不是靠个人喜好采做决定的自住选择,这一点恰恰是目前国人所欠缺的。     

中国住房的资产性需求研究:资产组合视角

本文从住房的资产特性出发,以资产组合配置理论研究住房资产需求。在理论实证中,引入住房、储蓄存款和股票等代表性资产组合,通过求解既定资产总值条件下总收益最大化问题得到存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在加入时间信息的基础上得到增量形式的需求函数。在经验实证中,利用58个城市9个季度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在消除异方差、序列相关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资产收益率组合得到函数的各项参数值。将理论与经验实证结论进行检验,并与住房市场的实际状况相比照,最终得到住房资产需求函数。该函数显示,资产增量、住房资产收益率、股票资产收益率对需求呈正向影响,而住房资产价格、储蓄存款收益率对需求呈负向影响,且住房资产需求在众多因素中对于利率水平最为敏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首次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库,利用排序OLS模型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从实证的角度重点考察各类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及其贡献度.研究发现,各类家庭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金融资产中,无风险性金融资产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而在人口统计学的各项指标中,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另外由于年龄的差异,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向住房资产金融产品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呈现出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采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微观数据(CHFS)对住房资产价值细化,从住房增值、住房贷款和住房总值三个方面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进入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住房总值和住房增值对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贷款对其具有正向影响。(2)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向影响,住房增值和住房总值对其有正向影响。(3)幸福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住房增值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安全感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和住房贷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未来预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与居民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贷款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金融市场和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杭嘉湖地区城乡居民家庭金融状况的调查报告

通过问卷、访谈和实地观察等调查方法,对当前杭嘉湖地区城乡居民家庭金融状况进行深度观察,从家庭存款、银行贷款、闲置资金的使用情况、民间借贷具体分析城乡居民家庭金融的状况。调查表明:教育发达程度以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程度影响该地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理财方式选择不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对于投入股市的资金差异较大、杭嘉湖地区紧密的关系网络影响民间借贷行为、城乡居民对于互联网借贷参与度不高。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对于当前正在寻求财产性收入增加、金融改革和消费需求扩大突破口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本文评述了自Markowitz（1952）以来国内外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金融与消费的融合,向家庭金融的拓展,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等还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支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对于当前正在寻求财产性收入增加、金融改革和消费需求扩大突破口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本文评述了自Markowitz(1952)以来国内外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金融与消费的融合,向家庭金融的拓展,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等还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