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公共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提升居民当前的消费水平。基于公共医疗支出降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本文采用我国27个省份(北京和上海除外)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维度展开研究,验证公共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公共支出对东、西和中部农民的消费倾向没有显著影响;医疗公共支出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农民消费倾向有负向影响,而对西部农民消费倾向没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6年CHNS数据,从时间耗用而非金额支出角度,通过对比分析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2个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情况,研究其消费特点及变动趋势,同时利用stata逐步回归法对文教娱乐消费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     

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12.2%,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效应区域差异分析——来自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收入分解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对其消费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显著。总体来看,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大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间差异较小,但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刺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工具选择要体现区域差异性,同时,既要重视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一些增加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政策,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我国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个体收入剥夺影响因素的确定对于降低农村居民的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影响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家庭经济水平、房产数量、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年龄、教育及西部地区对这两方面作用方向不一致;仅对客观收入剥夺有显著抑制作用的因素是性别、非农就业、婚姻;主观收入剥夺方面,个人收入有显著降低作用,政治面貌的作用方向则相反。     

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决策和医疗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龄大的人群,其生病的概率较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存在着财富效应;在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19,反映出医疗消费在农村地区是必需品。本文验证了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即相对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资本来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相对恶化、医疗支出增加。因此,对低收入者的医疗消费进行补贴对于提高他们的福利、缩小农村的不平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供给水平来降低农村居民的患病风险。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策调整改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可以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而在长期内,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研究目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及其地区间的差异。研究方法：根据集聚经济原理构建城市土地产出率模型,利用全国城市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对土地产出率的贡献。研究结果：控制了实物资本和劳动投入密度等土地产出率的基本决定因素后,基础设施资本密度是土地产出率的重要贡献因素,各项基础设施都有独立的贡献;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西部地区的增长对城市土地产出率作用最大,在东部次之,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各地应根据自身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边际收益有选择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达到节约土地和促进增长的综合目的。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视角

本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视角,运用2010年全国2258个县域统计数据,从全国县域和东部、中部、西部县域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全国县域的角度来看,县域区域经济发展每提高1％,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0．7737％的贡献,相邻县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空间上的互动效应;从东部、中部、西部县域来看,东部地区县域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空间互动效应作用明显高于东部、中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制定区域性的相关政策,有效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西部、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及城镇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等,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现有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吸纳;另外,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机制。     

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

本研究在构建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10～2017年地级市数据,以示范县为例,实证检验了被既有文献所忽视的农旅融合对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①在全国层面,农旅融合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区域层面,农旅融合对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但只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旅融合对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②经济发展水平在农旅融合对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但其在农旅融合对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不显著。③消费需求与资本积累是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传导路径,农旅融合通过引导消费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基于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20年我国1 584个县域样本的横截面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经济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治理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即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增收效用越大;数字乡村建设对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大。据此,应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平衡性等,以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深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

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资本深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放入一个统一框架中,通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三者之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均可有效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因此,为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应大力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满足数字农业发展需求。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居民消费力提升路径研究——以江苏为例

农村居民消费力是指农村居民所具备的关于如何消费以及使用消费对象的知识和能力。农村居民消费力的提升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且关系到“十四五”规划中“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经济发展格局，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江苏省1136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力的提升和释放。因此，要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水平，必须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农村地区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断升级；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整治假冒伪劣市场乱象并严厉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行为。     

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因素及其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逐年增多,其重要性日益突现。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带的分布呈现明显的梯度差,整体上看,东部地区的比重大于中部,中部地区大于西部;东部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差距较大,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明显。     

从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市场需求差异看我国农村市场的开拓

一、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市场需求差异分析　　 (一 )人均纯收入水平差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 998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3 1 54元 ,较 1 980年增长 1 2 .0倍 ,年均递增 1 5.3 %;中部地区为 2 0 54元 ,增长 9.9倍 ,年均递增 1 4 .2 %;西部地区 1 50 1元 ,增长 8.0倍 ,年均递增 1 3 .0 %。在三大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同时 ,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明显扩大。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的绝对差距 ,由 1 980年的 54元和 75元扩大到 1 998年的 1 1 0 0元和 1 6 53元 ;从相对…     

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

基于2001年~2014年中国农村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全国与东中西部各区域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皆受到以下五个变量的显著影响:上一年度的农村人均文化消费、农村人均收入、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文教娱乐财政支出、农村恩格尔系数。但是不同区域之间这些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文化消费的惯性作用在东部表现最强烈;中西部主要受到收入的影响;恩格尔系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在中部最明显。基于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在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发展区域特色文化,满足居民各类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