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在职消费与企业投资——来自我国垄断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垄断企业资本结构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以及在职消费对垄断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从而对垄断企业融资、投资两大主要财务活动与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垄断企业天然的竞争优势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失效,垄断企业资本结构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尚未发挥作用;垄断企业高管在追求高水平在职消费的同时,有动机更有能力通过过度投资扩大公司规模,以追求私人收益的最大化,而投资不足相对并不普遍。     

学者型CEO更加自律吗?——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道德自律,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进而抑制了其所在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当CEO拥有高层次学术经历或来自内部晋升时,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自由现金流较多、董事会规模较大或独立性较低、外部审计监督较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情景下,学者型CEO的自律品质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明显。此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等多项高压反腐政策的出台,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本文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治理效应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会计信息质量内外部治理效应实证研究--以我国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例

大数据信息经济时代,会计信息重要性日渐提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刻不容缓。文章以2012—201 4年423家公司深圳A股上市公司1187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高管激励(包括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市场竞争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揭示内部治理要素(高管激励)和外部治理要素(市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高管激励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基于高管激励的内部治理会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市场竞争会促进高管激励内部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能够与内部激励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效应。有效的高管激励和良性的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从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高速发展。     

在职消费、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二是制度环境对高管在职消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有抑制作用,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其注册地所在公司在职消费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越不显著。为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我国制度和政策对企业高管的约束,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规范高管在职消费支出,培养优质经理人。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公司治理与高管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高管政治联系具有"双刃剑"效应——"政府干预"作用与"关系"作用。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出发,考察公司治理对高管政治联系"双刃剑"效应的激励与约束作用。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高管政治联系的"政府干预"作用越弱,"关系"作用越强。本文揭示了高管政治联系在政企关系中的"桥梁"角色,并提供了公司治理缓解高管与企业代理冲突的增量证据,有助于企业扬长避短、最优化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针对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道德风险,建模分析孵化器最优投资策略、孵化器高管最优投资策略,构建了使高管个人和孵化器利益兼容的股权激励模型。模型论证了高管持股都能遏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企业型治理结构应加强对不务主业的监管。最后,研究了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激励方式、激励周期和内部监督。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税收竞争模型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研究。文中考察了两种治理手段,一种是中央政府降低晋升激励强度,另一种是中央政府提高反在职消费强度,并对其治理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当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在职消费,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则保持不变;当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官员的反在职消费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在职消费,增加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这两种治理手段时,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具体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如何,则取决于哪种政策措施的治理效应更强,但无论如何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一定会增加。本文还把环境污染引入了居民福利函数,结果发现,就不同治理手段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而言,边际污染的临界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从微观角度收集了2002-2009年6 71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首先采用DEA方法进行分析,发现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央、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上不存在差异,但在纯技术效率上存在差异,且中央＞民营＞地方;然后以技术效率为因变量,以公司内部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各因素为自变量,建立T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影响这3种类型企业效率的因素均有高管和普通职工收入差距、高管货币薪酬、高管在职消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规模,而独立董事比例和职工监事比例对它们的效率均无影响。     

公司高管薪酬与融资结构间的内生关系

本文将战略性财务风险管理因素引入融资契约缔约过程,通过模型证明公司融资结构符合高管和所有者基于各自利益的最优制度设计,高管薪酬和资本结构内生于公司的内部治理,影响二者间内生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潜在的战略性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设计灵活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可以在完善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同时促进最优资本结构形成,若与股权激励相结合,则资本结构可成为加强和完善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