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丝织业重心南移及其因素分析

在我国丝织业发展史上,曾经历过丝织业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幅度的空间转移,研究这一转移过程,分析其转移因素,对于总结我国古代丝织业的分布规律有一定意义。一先秦两汉时期,我国丝织业重心位于黄河流域,其分布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丝织业生产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见图1)。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生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该区各诸候国均把农桑放在经济生产的首位,蚕丝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根据《诗经》、《史记》、《禹贡》等史书记载,当时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明清以来吴江产业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

产业因素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城镇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产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城镇体系是比较模糊的。文章选择苏州市吴江区为例,聚焦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这两种产业类型在明清至今这一长时间段内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过程,从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和空间分布三个层面考察产业对市镇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因素与市镇体系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一方面,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着市镇体系的发达程度;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产业形成不同的市镇体系,其中,一般工商业对应网状市镇组织模式,蚕桑丝织业对应枝状市镇组织模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保护与传承,还是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都应该重视产业与市镇体系的关联。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唐代成都丝织业管窥

唐时巴蜀丝绸重镇成都的丝织业规模可观，唐后期仅官府和非官府丝织作坊工匠、工人总数在12万左右，约占当时当地人口总数的3．5％；花色品种新颖，瑞锦、新样锦、单丝罗、蜀缬等独领风骚，工艺精绝，价值连城；丝绸产量巨大，每年约产绫、罗、锦等高级丝织物11万多匹，产绢约170万匹上下，即每年生产各种丝织品当在200万匹上下。成都丝织业极负盛名，与该地的历史积淀，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以及勇于创新等密不可分。     

明代南京丝织业的发展

明代南京的丝织业,无论是官营织造的机构数目、生产规模,还是民间丝织业的生产实力,以及官民营丝织业的生产量、丝绸品种质量、丝绸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自此,南京成为丝绸生产重心之一,同苏州和杭州一起,奠定了三大城市丝织业的坚实基础。 一、明代南京的官营织造业 南京的官营织造业自昔兴盛。至元十七年,元廷就在宋贡院旧地置东织染局,以后又在旧侍卫马军司置西织染局。仅东局就有“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规模不小。入明以后,南京先为都城,后为留都,有了这种政治地位,官营织造业更为发展。     

略论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

丝织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业行业,而浙江又是全国最为主要的丝织业基地之一。据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浙江的丝织生产约有四千七百余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漫长的盛衰过程,形成了丝织生产的独特模式。本文拟就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浙江丝织业的发展演变,作个粗略的概述和分析,以期对浙江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所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汉丝织研究综述

丝织业,自远古以来,已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社会稳定、国家富裕的重要评价因素。特别是秦汉以来,丝织业渐已成为仅次农桑的支柱经济产业,并在对外贸易及政治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深受学界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秦汉丝织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涵盖了丝织品生产技术,丝织品价格、种类、贸易、消费,丝织文化与丝绸之路及秦汉丝织考古等各个领域,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秦汉丝织业提供了借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生计职能与绩效检验

保护农户生计是新农合的一项长远目标。课题组在四川阆中与富顺两地调查发现,新农合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农户的生计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补偿率偏低、人口流动频繁、大量的门诊费用没有报销、医药服务价格上涨太快等。本文提出了改进新农合生计职能的对策建议。     

后期扶持对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后期扶持政策是国家对大中型水库移民出台的专项政策,目的在于弥补移民为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做出的牺牲,并提高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文章依据在温州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采用定量的方式探讨了后期扶持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后期扶持对移民的生计资本产生显著影响,移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显著,社会资本也得到积累,而自然资本并不显著。生计资本是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识别与把握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政策中应当采取措施重点培育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中国生态修复建设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综述

为遏制生态脆弱区的环境退化并实现生态环境恢复及农民脱贫,中国投入巨额资金实施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生态修复项目。生态修复区往往具有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落后的双重特征,实施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建设势必对区域农户生计产生重要影响。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性农户生计框架,从农户生态修复的意愿、生态修复对农户生计资本、农户生计策略、农户生产/生活方式和农户环境保护意识/行为的影响五个方面概述了生态修复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的主要进展,并结合生态修复与农户生计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未来生态修复与农户生计研究中应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尼洋河流域农户生计方式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尼洋河流域属于藏东南和藏东生态安全屏障区,其农户生计包括传统生计和现代生计,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背景下农户传统生计方式影响着生态安全。文章通过对尼洋河流域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分析农户生计方式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方式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影响,并提出农户生计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协调策略。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蚕桑产业的发展研究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蚕桑生产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迫切需要向低碳化的发展模式转变。在分析蚕桑生产中涉及碳排放的各环节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少生产中碳排放的技术措施和低碳蚕桑生产模式,为实现低碳蚕桑发展指明了发展途径。     

地区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关系探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该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从要素、产业和产出(与生计)三个层面对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要素的差异可以在建立共同市场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产业差异的存在如果是以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为基础的,就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在产出(与生计)层面上,适度的差异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协调发展的表现形式和重要手段。当然,如果区域经济能够协调发展,反过来也能够促进要素更加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产业合理分工、地区优势互补;进一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因此它们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相互的。     

云南藏区乡村多元生计变迁的经济人类学分析——以云南德钦县茨中村为例

多元垂直气候环境是滇西北普遍的地理气候特征,当地村民采取多种生计适应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生计不但是人类生存重要手段,也是维系自然、互生共存的重要纽带.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试图从生计形成、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展现生计与自然环境、历史变迁和技术发展等因素间关联,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态环境多样性与生计文化多样性具有内在锲合关系,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宋代船舶与南方民众的日常生计

宋代南方经济空前发展,人口大增,船舶与民众生计的关系更为密切。内河、湖泊和滨海都存在数量可观的"以船为家"的群体,其生活起居几乎全赖于船。宋代滨水居民多将渔业作为重要生计,其中不少人以渔业为生,水上贸易也是很多南方民众的重要生计,对粮食长期缺乏的地区和发生灾荒时,米船贸易更与民众生计密切相关。研究船舶这一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与南方民众生计的关系是考察一个行业对社会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的重要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多功能转型时空格局研究——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小农"为特征的粮食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粮食生产模式的转型是我国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变化最为显著的部分。文章从粮食生产系统概念界定出发,基于粮食生产供给功能、农户生计保障功能、城乡转型支撑功能和生态环境保育功能,构建了粮食生产系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黄淮海地区1990、2000、2010和2015年四期分县截面数据,定量评价了粮食生产系统不同功能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内在关系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不断增强,空间分布上京津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不断减弱,而冀、鲁、豫、皖多省交界地区不断增强;农户生计保障功能和城乡转型支撑功能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生态环境保育功能整体上"南高北低"。(2)1990—2015年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系统总体功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高功能都市型"、"过渡提升型"和"低功能生计型"三类粮食生产地域类型。(3)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与农户生计保障功能的相关系数由1990年的0.38转变为2015年的-0.22;而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与城乡转型支撑功能相关关系由弱相关转变为负相关;粮食生产供给功能越强的地方生态环境保育功能越高。然而,1990—2015年,70%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上升的县呈现出生态环境保育功能下降的趋势,粮食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国家粮食生产政策的制定需加强对农户生计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     

无锡民企纷纷向西部进军

本刊讯“到西部去”,正像许多热血青年的选择一样,现在,无锡企业正将他们敏感的触角伸向了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据悉,无锡去年和西部地区合作项目达400多项,合作金额约65亿元,项目涉及农业、水利、教育、卫生、人才培训以及道桥、输电等各领域。这些民企在西进中多采用了投资或收购的方式。据了解,无锡永新合金球铁集团投资5000万元,在四川新建了3家企业,将其设在无锡的生产基地逐渐全部转向西部。阳光集团则在西藏投资3000万元,在当地建起了西藏阳光生物制药的生产基地,该项目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援藏项目。江阴澄星集团和无锡远东集团则采…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