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班次数据构建交通流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从县域城镇整体网络、城镇中心性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班次网络密度较高,公路网络初步发育成型,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子城市群是整体网络的中介,武汉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联系相对松散;②核心城市对周边城镇具有一定的"遮蔽效应"和"虹吸效应",地级城市网络中心性普遍较强,小城镇在网络中发育较迟缓,凝聚子群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整体上形成了"四片区,七子群"的特征;③地理探测器显示经济、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等级、产业结构、资金投入、市场活力以及支付水平对交通流网络下的城镇中心性影响显著,但居民支付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因此,提升核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优化城市群区域分工、培育副中心和枢纽城市、促进区域组团发展有利于城市群区域联动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以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 2006—2015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推动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进而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特大及以上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建立了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模型。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的联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以及凝聚子群。结果显示: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整体的网络密度处于中高水平,城市群已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经济网络,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但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城市群基本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驱动周边城市网络化协同发展的格局,但城市群内的枢纽型城市较少;集群内存在明显的小团体现象,凝聚子群间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     

城市群产业分工、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形成与演进当中.文章以中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产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群内部所形成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对城市群整体、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中介机制来看,城市群产业分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基于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的提升,更体现在结构的优化.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体系,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并行推进,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互动下的城市群空间重构——机制探索与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对城市群空间重构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挖掘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关系,基于2003—2019年中国10个城市群的多源数据,测算各城市群的双重集聚耦合度、空间多中心指数、空间网络化特征等并开展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认为,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深刻影响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作用于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通过强化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促进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双重集聚耦合对推动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提升个体城市节点属性、推动局部城市跨域协作、促进城际交互联系等提升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网络化特性,加速形成多中心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群扩容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城市群扩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扩容对城市群原有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无显著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机制检验表明：扩容未影响原有城市的技术效率,但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原有城市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原有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扩容通过降低功能专业化水平来提高新进城市技术效率,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新进城市技术进步并降低其技术效率,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效率降低效应相互抵消,扩容未影响到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此外,扩容对原有城市中的大城市、高创新能力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更大提升作用。     

中国城际公路货运空间网络特征——基于“第一物流”网站数据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各城市间公路货运联系数据,采用社会网络法与GIS可视化对城际货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城市货运网络中心度的首位集中程度不高,少数城市节点对城市货运网络的支配不强,"长尾"分布特征相对较弱。区域网络中心度最高的城市大多数为省会城市,城市经济规模与网络中心度具有相关性。跨区城市货运网络受近邻效应影响,形成以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区的城市为主的联系格局,这些地区的城市与相邻地区货运联系较多。城际货运网络在空间组织上受距离衰减影响明显,各社团空间范围要大于城市群边界,与一些功能区范围相一致,社团中城市货运联系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高铁时代下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重构——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角度,分析高铁时代前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演变。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迅速提高;各个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在不断上升,中心城市对外辐射增强;网络中心势有缓慢下降趋势,城市群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现象;城市群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在逐年提高,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群中间中心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网络结构逐渐趋向均衡;长三角城市群划分成4个子群,大部分子群之间联系强度要大于整体网络密度;高铁建成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得到优化。为了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内资源有效配置,既要发挥"一区两点"对外辐射作用,也要改善边缘城市对外交通设施。     

我国创业投资网络绩效研究

创业投资机构在联合投资过程中结成了以信任和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创业投资网络。文章使用社会网络方法,对我国创业投资网络及其投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证实,我国创业投资产业高度嵌入关系网以及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改变会显著影响投资绩效;程度中心性和入度中心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创业投资退出率,出度中心性的提高反而降低退出率;关系稳定性对退出率有正向影响;从业时间有助于增强网络中心性对退出率的正向影响,投资规模有助于削弱网络中心性对退出率的正向影响;外资机构的投资绩效好于本土机构。     

临时性产业集群如何促进城市创新

临时性产业集群具有与传统产业集群相似的知识传导机制,但是克服了其成长周期长、知识锁定、创新惰性等缺陷,或将赋能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基于我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的15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临时性产业集群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临时性产业集群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分区域特征来看,相较于东中部地区,临时性产业集群对经济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的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影响机制的间接验证表明,临时性产业集群创造了促使产品和要素流动的“流空间”,使得主体间进行知识交换,从而提升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临时性产业集群具有正外部性,能够提升同一城市群中其他城市的创新水平。为此,应提高临时性产业集群水平,重视产品与要素流动中介作用,引导临时性产业集群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并通过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群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绿色发展——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1997—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数据,将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作为区域一体化的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区域一体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扩容通过与周边新城市的融合,显著提高了整体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该结论的可靠性。(2)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将原本相互独立的城市整合为一个城市群经济体,通过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三条渠道共同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3)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技术创新水平更高、第二产业比重更高的城市,区域一体化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中国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区域间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协同与合作,共同实现绿色发展。     

知识网络、城市合作与绿色创新追赶——基于能源效率技术的分析

“双碳”目标为我国城市加快绿色创新提供了战略导向，后发城市如何抓住机遇、推动能源技术升级、实现绿色创新追赶，对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采用专利前向引用网络中城市度数占比变化刻画城市绿色创新追赶速度，并基于我国277个地级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引入知识要素网络与城市合作网络视角，分析城市在两类网络中的节点属性与位置特征是否会影响其在能源效率领域的创新追赶速度。研究发现：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要素多样性、度数中心性、介数中心性以及在合作网络中的内部度数中心性都对城市绿色创新追赶有着促进作用，而合作网络外部度数中心性则并未对创新追赶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知识要素多样性与网络中心性在促进绿色创新追赶上具有协同互补效应，要素多样性对追赶速度的影响会随着网络中心性提升而不断增大，该影响效应对知识网络中心性与合作网络中心性同样存在。     

我国城市群发展思路研究——基于三大关系视角

本文认为城市群是由众多城市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共同组成的具有紧密联系的城市集合体,具有高密度性、枢纽性、网络性和共生性四个基本特征,通过研究不同学者对城市群的界定标准,提出了我国城市群的判断标准,并对我国城市群进行了初步界定。本文基于城市群发展中的三大关系,即城市间功能关系、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关系和政府间关系,分析了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密度、功能、联系、基质和治理特征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核心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合理分工,优化空间结构,构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三大发展思路,最后提出了支持中小城市发展、理顺空间规划管理体制、完善城市群治理的法律法规、设立城市群共同发展基金、鼓励发展区域性社会组织和建立扶持互助机制等对策建议。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我国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25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市群发展规划速度明显加快,城市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文章使用城市空间隔离程度与城市边缘性之比对城市集聚程度进行度量,基于2004—2020年我国257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并实证分析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适度的城市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城市集聚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活力,减低居民失业率,提高产业协同作用,提升城市疏解能力,激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研究结论经过了稳健性检验。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发展配套政策体系,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市场建设,改善城市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