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智赋能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广受重视。基于“数智赋能—业务流程敏捷性—服务化转型绩效”的逻辑框架,探讨数智赋能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机制。根据219家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传统制造业通过数智赋能提升服务化转型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智赋能通过业务流程敏捷性的中介作用提升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从而对服务化转型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双元组织学习正向调节了业务流程敏捷性和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     

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转型

立足中国2009—2021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对低碳经济转型发挥显著推动作用,且二者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新基建水平提升能够增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赋能效应;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新基建、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发挥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后,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新基建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助力作用均明显增强,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新基建的三层子维度均有利于低碳经济转型,其中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赋能效应最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1—2021年中国工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显著驱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行业、西部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的赋能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生产效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作用路径,且工业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更强。鉴于此,应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制定针对性创新机制,推动工业体系智能化升级;促进“AI+工业”深度融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以推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     

智能制造、技术整合与绿色技术创新

充分发挥绿色技术的关键支撑作用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关键。本文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技术整合在智能制造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智能制造对高水平和高难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独立的研发创新和前端研发生产环节的创新活动的作用会更显著;当企业规模较大、资本较为密集以及位于东部地区时,智能制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技术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导向性赋能机制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是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探究制造业技术需求、数字经济赋能对非市场与市场导向下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理论，引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投入-产出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当政府研发补贴较高时，劳动替代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相关，对智能制造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效率提升为主的技术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正向调节市场导向的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出，但对非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不具赋能作用。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应依托需求拉动机制开发更多需求侧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企业创新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效应检验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创新的赋能效应日益凸显，逐步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进一步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质增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强化企业数字化投资和数字技术应用双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且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和非制造业企业创新增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成熟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而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赋能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中国2011—2019年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六度空间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公众环境关注是数字经济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的重要中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征,并且具有“本地—邻地”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可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数字赋能湖南省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化赋能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有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数字化赋能为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制造企业只有主动进行转型升级,充分运用绿色供应链带来的机遇才能实现新的发展。文章通过从管理成本、信息沟通系统、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分析湖南省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从数字化培育绿色供应链管理意识、建立数字化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沟通系统、健全绿色供应链管理法律法规三个方面给出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路径,探索湖南省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赋能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对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湖南省经济支柱之一的制造业在面临着内外激励竞争环境的压力下，在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又要面对现有的在数字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安全保障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不断革新以及制造业急需转型升级，文章从数字产业化、“互联网+先进制造技术”融合、数字产业化布局为突破口，提出数字经济赋能湖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探究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长期内,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伴随时间推移,促进作用趋于平缓;不同地区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基于此,应当发挥政府引导职能优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推动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优化地区发展要素资源配置,消弭绿色发展鸿沟。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