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了产业数字化发展吗——基于数据交易平台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内容,是赋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估其政策效应对于促进“数字中国”建设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全局熵值法测度各地区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从影响效果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有效提高了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创新水平不同,其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从中介效应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通过促进产业融合、提升创新效能进而有助于提高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从调节效应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城镇化驱动效应、外商投资驱动效应提升了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同时,劳动力价值越高、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正向提升作用越明显。因此,要不断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提升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作用,提高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水平,促进数据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具有的多元溢出效应,推进区域间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     

数字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探析

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兴产业，探究数字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289个城市数字产业为样本，以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为切入点，探究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城市间创新互动水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数字经济细分产业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以城市群为尺度的样本显著性水平较经济板块尺度有明显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此，从打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引导城市间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等维度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推动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25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市场分割并提升了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而切实促进了统一大市场发展。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广泛促进市场竞争使得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显著有效;同时政府有效治理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显著调节了市场分割水平,使得统一大市场发展更加行稳致远。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均衡异质性特征事实,具体表现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要素市场分割。本文为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统一大市场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参考。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建设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加速要素自由流动，进而跨越行政区划和地理客观因素限制，助力破除省际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国内大循环的健康高效运行。基于此，本文运用价格指数法生成我国省际贸易壁垒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综合形成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弱化效应较为显著，数字经济还能够突破行政和地理客观限制造成的贸易壁垒。本文深入分析、测试和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影响效应，为建设更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从数字经济角度切入的政策参考。     

数字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且这一作用具有动态递增特征。在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融资渠道多元、双创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数字创新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集聚，间接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未来，应加快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着力推进共同富裕。     

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产业发展：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以2006—2018年273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引导作用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数字产业创新水平，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在机制方面，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数字人力资本效应和数字物质资本效应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创新；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政府引导基金提升了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的数字产业创新水平，但抑制了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数字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将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交乘项引入模型发现，风险投资基金削弱了政府引导基金对数字产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且在ICT企业匮乏型和三四五线城市，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在ICT企业密集型和一二线城市，风险投资基金发挥了引导效应。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高信息密度的新型经济形态,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作用于高质量发展。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且通过科技创新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培育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明确政府定位,凸显市场优势。     

数据要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数据进入实体经济循环系统,快速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环节,优化资源配置,畅通流通渠道,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激发新兴需求,形成数字技术应用—传统实体企业转型—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数据驱动要素融合、产品融合、企业融合、产业融合和市场融合,培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循环系统。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和各类经营主体应更加重视数据驱动发展的作用,着力提升企业构建数据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探索多元化的企业数据流通模式,打造典型应用场景和产业数据空间,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循环效率。     

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驱动因素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空间计量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多元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考察期内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造成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外向度提升、产业结构是驱动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应建立健全差异化产业数字金融政策框架体系,拓展产业数字金融深度与广度,提高数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财政在产业数字金融中的引领作用,助力产业数字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据财政加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已经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本文讨论了数字中国背景下中央地方协同推进数据财政体系建设,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路径。推进数据财政体系建设关键在于以数据财政制度设计引领数据资源有效汇聚和有序开放为基石,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轮驱动为战略抓手,以新型数字化人才队伍、创新载体和新“两化”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同时需要央地协同,加快建立健全数据收储制度、数据激励政策、数据返还制度,推进政务数据资产评估与授权运营。释放政府侧建设需求和数据场景,引育并举打造数字产业化企业,构建主体汇聚、活力高效的数据要素产业生态体系,激活数字经济新动力。此外,需要多管齐下,建设本地化数字产业队伍,打造数据要素产业创新载体,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释放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维度、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算力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在助力产业优化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交流和共享、推进要素市场统一，优化整合计算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支撑、助力数字中国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算力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算力水平不断提升，进入领跑者梯队；算力产业配套设施不断改善，拉动效应不断增强。但与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期望目标仍存在差距，包括算力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短板，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建立；设备联接不畅和兼容性不足，前沿技术标准制定缺乏话语权；算力产业布局不合理，单一算力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等。为促进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应积极推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建立算力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促进数据有序流动，打造算力产业数字供应链；加快本土标准制定，积极加入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多元化布局，注重多样性和定制化的算力资源配置。     

加快数字人民币有序发展的难点和着力点

与传统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将大大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并依托央行建立“一币、两库、三中心”为架构的数字人民币系统和“央行—商业银行/其他运营机构”的二元运营模式，提升整个金融业甚至社会的效率，助力数字经济实现新飞跃。虽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能促进信息安全、金融科技、电子支付行业迎来新增长，但数字化创新还存在诸多未知，数字人民币释放增长潜力仍面临技术成熟度不足、监管政策不完善、生态链各环节接受度不高等难点。为促进数字人民币稳步落地、加速普及，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和激活产业发展活力，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加快数字货币金融制度建设，以加快数字货币立法为出发点，成立数字货币监管部门；推进数字货币流通环境建设，加强政策资金支持，加强终端市场和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模式推广创新；从技术层面不断研发创新，强化技术自主性、数据安全性，提升可扩展性。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建设，这将成为支撑我国数字强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示范区，为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新模式、新路径。通过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进展进行动态的跟踪和观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转型的理念、模式和路径。利用2015—2021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发展的相关数据，从数字经济规模、信息化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交易水平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来分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现状，总结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治理水平、提升技术创新、优化法治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发展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降低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层面有利于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有利于激励产业技术创新和加速技术扩散，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2011—2020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等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作用会因所有制、所属产业、所处城市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数字经济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应以国有企业为示范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高技术产业为龙头带动技术进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提升数字化普惠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