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影响机理与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优化营商环境两个途径,促进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进一步研究表明,东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构建创新要素汇聚机制,有助于发挥数字经济在制造业提质增效中的引擎功能。     

绿色金融、空间外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市场化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后对这种影响进行效应分解,最后引入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并且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中,空间溢出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明显;第三,在差异性市场化水平之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市场化门槛特征。     

基于金融视角的连云港市营商环境优化策略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对于增强连云港市经济活力,促进优质要素在连云港区域的聚集,发挥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效应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金融视角,分析连云港市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连云港市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一是完善金融政策降低融资成本,二是营造融资不再难的氛围,三是扶持信用服务机构体系发展,四是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五是加强金融宣传和监管。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科技创新水平——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框架的研究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标尺。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框架,选取2007—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科技创新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引资竞争对科技创新水平均起到正向激励效应;引资竞争达到一定层次,财政分权的激励效应会提升1.243倍;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为加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中国应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探索非规范性财政分权的制度体系;并进一步扩大整体开放,引导地方引资竞争重心转向营商环境优化和引资管理创新;同时,强化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鼓励中西部探索多层次引资竞争并给予多维度创新激励。     

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兼论经济一体化的联合空间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以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①从总体看,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并通过促进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因创新人才集聚的挤出效应引致邻近区域创新效率损失;②分区域看,外围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强于中心城市,但中心城市因创新人才集聚存在创新外溢效应,因此营商环境优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③经济一体化战略放大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京津冀经济圈,即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增强,且创新挤出效应也转为创新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应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差异化设计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中心城市强强联合等策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同时,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 ——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比分析

以技术创新阶段细分为研究基点,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技术研发阶段和创新市场化阶段不同金融发展模式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创新增量方面,银行体系发展对创新产出的正向激励效应显著优于股票市场发展,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创新增效方面,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激励效应尤为显著,银行体系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抑制效应,造成较大程度的技术效率损失。结果表明,技术创新量高多产、提质增效依赖于金融结构持续优化和金融发展模式优势互补。     

制度型开放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呈现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没有产生虹吸效应，并未对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不是通过存量资源再配置产生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净增长效应。未来我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体系；提高政府效率，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成果；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果的推广与扩散。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借助中国2011年设立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通过PSM-DID方法、安慰剂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深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科技金融政策为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一般等级城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是科技金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种有效路径。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集聚、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

基于2004—2020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在运用替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验证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明显U形中介效应,即当金融集聚程度较低时,可能会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抑制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从而降低城市经济韧性;随着金融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韧性强劲城市、经济韧性优良城市、经济韧性一般城市、中规模城市、中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样本中,创新创业活跃度在金融集聚驱动城市经济韧性中的U形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培育金融创新源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和着力打造梯度韧性城市,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优化视角探索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基于中国实际,构建纳入地区营商质量的中间品选择模型对内在机理进行挖掘,从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歧视的现实问题入手,将地区、产业与企业数据结合展开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金融传导机制,其显著提升了民营制造企业生产率,能够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作用并非依靠民营制造企业融资规模的增长,而是源自长期债务获取能力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国有企业内部金融化问题加以区分,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指数，采用广义矩估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且存在金融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两条实现路径；金融科技对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强；地区策略选择具有差异，如东部和西部地区可选优化营商环境、中部地区可以选择提升金融效率。基于此，提出规范企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企业主营业务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背景,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主营业务能力视角,审视金融发展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作为中介渠道发挥遮掩效应,即企业主营业务能力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金融发展抑制了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从而遮掩了其正面效应.这与金融发展背景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由此提出应当逐步优化金融结构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错配,使金融发展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提升数字营商环境

<正>近年来,疫情加速了全球数字化的进程,全球数字经济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代表数字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总和的“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引发各界关注。明确数字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提升数字营商环境综合水平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