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路径

当前中国处于结构转型期,如果为了提高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而忽视产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干预.本文利用改进的Gollin修正方法测算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适度区间,针对三大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现状运用实证模型检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取决于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预计在2020年和202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43.89％和42.94％,劳动收入份额分别提升至52.48％和56.46％.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需要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并且需要在产业内处理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规模经济”与“竞争”的难题,注重发展第三产业.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场经济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领域，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流通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考察了国有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当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上述提升作用会减弱；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创新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11—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加剧银行业竞争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表现在失信环境越好、教育水平越高及城市规模越小的地区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的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数字经济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不过,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要举措,自2008年以来,我国先后批复了78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区）。这一试点政策是否影响了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呢？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7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倍差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看,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试点政策的影响在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是否具有出口业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其主要显著影响了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进步是试点政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试点政策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而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推进试点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     

产业智能化与城市低碳经济转型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产业智能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实现低碳转型的有效途径。本文借助网络爬虫、手工搜集数据等方法，围绕智能化条件、智能化创新和智能化应用三个维度构建出中国283个地级市的产业智能化指数，探讨了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将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析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在产业智能化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的作用机理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低碳转型压力，产业智能化能够显著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产业智能化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低碳经济转型。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位于中等水平时，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最强；当技术创新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产业智能化主要作用于低碳试点城市、高碳排放强度城市、东部城市和一线城市的低碳经济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升级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战略选择。以黄河流域35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双向固定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提升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2）从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黄河流域下游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下,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聚集三个层面定量评价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会对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作用;数字经济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服务业聚集水平,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效能和吸引劳动力流入两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为此,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绿色创新效能。     

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非线性特征

本文采用201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和提升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增长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具有参考意义。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这一新型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会积极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文章在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每变化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同向变化0.009-0.012个百分点,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果,且这一效应在2008年之前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的作用机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随着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随着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基于“要素市场联动”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现实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