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影响的探索性研究

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和相关网络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舆论监督对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舆论监督从公众知情、媒介反应、政府宣传和引导3个维度作用于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舆论监督影响并通过政府技术监管和政策吸纳行为、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员工举报建言行为及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中介作用，影响高科技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其中，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意愿对技术伦理行为的影响受企业技术伦理行为实施能力的影响；有限的舆论资源与企业技术管理决策在各自边界内协同互动，才能达到技术至善的目的。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与伦理关系探究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垄断性质的权利,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赋予权利人的一种垄断地位。但是法律离不开伦理的支撑。通过对法律与伦理关系、知识产权法理与伦理的表象的研究,得出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基础和目的是正确的,但就某些领域以及司法实践的具体方式,还需要将法理和伦理二者统筹兼顾。尤其是在健康权、环境权等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律约束不适宜专属约定,而是应该将法理与伦理二者融合,甚至有必要法律为人类基本权利让位。     

论司法腐败的道德成因与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法律职业环境的不良以及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等是当前司法腐败的主要道德成因。我们应在法律信仰、人格独立、公平正义、“民本”思想和职业荣誉感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和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等途径和方法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法律与政策规制

分析了孵化器组织形态选择、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孵化绩效评估等孵化器建设核心内容中所涉及的法律与政策约束问题,从法与公共政策的视角,探寻了法律与政策的规制路径,认为法律规制与政策保障对孵化器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完善孵化器规制政策的建议。     

法国的科技法律体系

二战后，法国尚没有专门的科技法律，政府旨在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规定往往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法律之中。1982年7月15日，政府制定了首部科技法律——《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规划与导向法》。随后，1985年12月23日制定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法》，1999年7月12日制定了《创新与科研法》，同时为了配合各项法律的实施，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规定和条例等。从而构成了法国今天相对完善的科技法律体系。     

专利与技术标准协同转化的核心问题分析

大量理论与实践证实,推进专利和标准协同发展,能够实现创新成果效益最大化,然而,在其实现过程中将面临来自多层面、多方面的问题。在分析专利和技术标准由分离走向结合的协同演化关系的基础上,从技术、市场、管理、政策及法律五大层面,探讨了专利和标准协同转化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初探

对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伦理和法律规范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关于克隆技术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构想。     

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初探

对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伦理和法律规范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关于克隆技术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构想。     

法律职业化背景下中国法学本科教育

中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不能满足法律职业化的要求,存在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的关系模糊;实践性不足;忽视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法律伦理教育缺位。要克服这些缺点,必须采取如下措施：更新法学本科观念;建立与司法实务部门的资源交流机制;改革教育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加强职业伦理教育。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的法治因应与逻辑转换——由生物技术科技伦理规制问题展开

针对新兴技术的科技伦理治理,关键在于健全的法治保障,而法治手段主要包括基于私领域市场调节功能的民法手段、基于刑事处罚的刑法手段、基于行政管制的行政法手段。其中,行政法模式应当成为通过科技伦理规制科研活动常态化的有效手段,而现行科技伦理的行政规制模式存在过度依赖行政命令、行政法律主体范围受限、对科技风险预防不足以及多元共治相关制度缺失的问题。通过分析传统科技伦理行政规制模式的缺憾和不足,提出建立多元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     

当前人口生产调控机制建设的伦理原则

人口生产调控包括法律和政策、道德和宗教、习俗和科技等机制。当前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综合协调运用多种人口生产调控机制,以形成制度合力。人口生产调控机制建设需遵循和谐环境伦理原则、增益种族进化原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等人口伦理基本原则。     

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的产生受到当时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而提供理论支持力度相对较大的是法哲学、经济学、社会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理论.新自然法哲学和社会法哲学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法哲学基础;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社会哲学基础;社会正义理论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社会伦理学基础.     

基于价值判断的科技立法技术规范

科技法律因其专业性强,运用了较多的技术性规范,而忽视了其价值性规范,导致多数科技法律无法真正实施。只有在科技立法的法律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的体系和逻辑结构中,将技术规范和价值规范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科技立法的指导、评价、预测与制裁功能。     

二元体制下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与对策

军民融合发展是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实现富国强军与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由之路。我国军民融合从初步融合走向深度融合,涉及多方主体的关系调整与利益重塑,需要在法治轨道上通过法律规范与法律运行两个维度整合各类主体力量、配置各类要素资源。目前,军民融合法治实施受制于“军”“民”二元分离体制结构的现实约束,在法律规范层面处于制度供给不完备状态,在法律运行层次面临主体实践不协调困境。二元体制下破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治实施困境,宜从静态规范层面和动态运行层面综合调整军民融合行为。一方面,通过适时制定和颁布具有统一效力的军民融合发展法,清理、废止和修订不适应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规范层面建立健全统一完备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小组分工负责”的军民融合法治实施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军地联合法律执行机制,形成诉调对接、诉仲结合的军民融合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暨法律适用机制,在法律运行层面建立协调高效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实施体系。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法律释义及实现路径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是从权属规则设计上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国家政策。但现行《合同法》、《科技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相关规定对政策试点形成制约,弱化了政策实施力度。从法律视角廓清科技成果定义及类型,界定科研人员性质及范围,探寻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的政策目的,并对政策执行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提出以意定优先为原则修订相关法律,以有利于科研人员的基准进行立法解释,并通过单位与科研人员事前协议、约定职务科技成果归属等路径,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依法赋予科研人员,从而解决法律规定与政策执行冲突,确保政策实施的法律正当性。     

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研究——以患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医患关系是由医疗法律法规在调整患者与各级医疗单位之间的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适用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问题。医患关系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特殊的法律关系,需要采用国家干预民事主体私法自治相结合的调整方式,单纯的用公法的方式或是单纯的用私法的方式来调整都难于达到最佳的效果。新医改方案明确指出,要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视医务人员人文素养培养和职业素质教育,大力弘扬救死扶伤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疗卫生工作者、尊重患者的良好风气。而这些必须是建立在明确医患关系法律性质位之上的,也就是说明确公立医院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问题对于新医改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能有效发挥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定功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要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完善适用逮捕的法定条件,健全案件质量评估机制,统一办案部门的执法尺度。     

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本文简要介绍了生物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益处后，主要探讨了生物技术带来的若干负面效应，诸如转基因作物的潜在危险性，克隆人带来的问题，基因武器的灾难，基因歧视和基因鸿沟问题，生物技术的专利授予和生物资源保护等问题，最后，作者提出要正确认识科技进步，要用道德，伦理和法律杜绝其负面效应。     

法制转型、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1952-2003中国法院诉讼的实证研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法制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成了近代中国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惯例等因素的差异,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在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展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本文通过对1952-2003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与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诸变量之间实证关系的计量检验,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制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伴随经济成长而致的个人素质的普遍提升,为外来移植的法律资源与本土自生的法律资源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激励.同时,司法公正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成了法制成功转型和经济持续成长的约束条件.文章的最后,笔者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给出了观察和预测法院诉讼案件数量变动的判断准则,并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