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美国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因此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抬头,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美国2009年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在制造业产值、 制成品出口、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大国,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在美国进行制造业回归之时,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美产品有了更多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本文介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分析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变化情况,总结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提出了中国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即推动中美在高新技术制造领域的投资合作、 努力拓展中美贸易自由化的新渠道、 鼓励和引导科技创新,力促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从国家层面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福建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正>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自2009年实施已历时十余年,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势必会对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造成深远影响。本文以福建省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前后福建制造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总结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福建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最后提出提升福建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奥马巴政府开始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旨在从国家的战略高度来重振制造业,     

我国制造业结构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经验分析

提高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和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以反映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以衡量制造业经济绩效水平、利用外资情况、企业技术水平和制造业空间地理集聚程度的总资产贡献率、外向化程度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C4指数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利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经验结果表明:外向化程度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C4指数分别与制造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总资产贡献率则与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通过进一步引用外资、改善企业技术结构和促进产业集聚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京津都市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解分析

以北京和天津为主体的大都市区,不仅是华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更承担着全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职能,其中制造业仍是区域竞争能力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因此,增强京津都市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提升本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该研究旨在对京津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进行结构解析,明晰该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来源,为打造新型产业分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自1997—2007年间,北京和天津制造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大约相当于全国的2倍;研究期内京津地区的制造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增长,且自2005年以后天津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高于北京。采用Laspeyres指数分解法对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即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导致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源泉,由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导致的行业结构调整即"结构红利"效应并不显著。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行业分解结果表明: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源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技术与规模经济指向型行业。结论主张京津地区制造业要尽快以新型产业分工为基础,根据城市自身优势,实现制造业产品和功能的差异化战略,共同打造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叩门,中国怎么办?

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悄悄降临,这一次新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由于新技术发展导致一些新兴产业发展,而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导致制造业生产方式与制造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掀起的所谓"再工业化"实质是要抓住新一轮制造业的大变革,占据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恢复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目前制造业产值虽然超过了美国,但就我国制造业总体水平来说,一是技术含量还不够高;二是处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制造业生产方式与制造模式还停留在工业化初、中期的状态,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相去甚远。能不能抓住新的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机遇,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赶超,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快速提高、迎头赶上的关键,如果抓不住很可能就要继续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应对的思路与策略,应该试着找出一条制造业提升、变革、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型产业体系构建、战略性先进制造业选择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匹配模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高端人才造就、服务创新推动、市场环境打造等方面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积极响应与投入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行业上游度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借鉴Antràs等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结果显示：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上游度指数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低、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指数变化趋势与全球金融危机关系密切;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与国际竞争力呈现反向关系,行业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正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     

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制造业是工业中的主要部门,也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美国曾一度是制造业世界霸主,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为此,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政策,使制造业在不到十年内实现了重振雄风,为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分析了美国制造业重振过程中实施的技术创新政策,并结合我国国情得到了一些启示.     

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文报告了根据 Jorgenson 方法所做的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制造业1985—199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发现,就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就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17.67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5倍。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86—1994年间的平均增长实际有0.67%的减退。     

美国再工业化的动因、成效及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及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引发了对美国现有增长模式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以期重振制造业,使美国回归实体经济。本文对美国再工业化的实施背景和动因进行了剖析,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短期的应急举措,更是长期的发展战略,并从制造业产值、就业、出口等层面分析了再工业化的积极成效,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再工业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为制造业的发展和转型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G20经济体制造业产业竞争秩序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

制造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到贸易总额一半以上,一直以来是全球贸易的主体.本文以“G20成员国”二十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量化分析,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依据选取的四个指标对G20成员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动态追踪G20经济体制造业产业竞争秩序变化通知,甄别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以便全面理解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对提高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深化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需要发展。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的能力决定于劳动生产率 ,在国际市场上 ,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对我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 ,一方面要从静态的观点出发 ,根据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国际分工 ,在国际交换中实现比较利益 ;另一方面还要从动态的过程展开 ,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积极提高国际竞争力 ,实现竞争利益     

中国建设制造强国进程中制造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在全球制造业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布局的大背景下,中国进行了制造业发展战略调整。2019年,与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工业竞争力绩效指标处于第一方阵,中国制造业人均指标较低,中国制造业世界份额指标和中国制造业占全国总量份额指标居首位,中国制造业中高科技活动份额指标有待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指标具有一定优势。2010—2020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一直低于制造强国,但增长率最高,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制造强国。“十四五”时期,中国应继续推进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增强工业化强度;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工业竞争力绩效;推行优质制造和智能制造,稳步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基于创新驱动的美国“再工业化”与中国制造业转型

以创新驱动为研究基点,探索了创新驱动与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强调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重振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创新驱动对于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提升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再工业化”创新驱动路径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互促的过程,导致中美制造业竞争日益加剧,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国制造业重点领域战略发展目标重叠与国际资源的争夺上。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贡献度偏低,创新驱动转型是必由之路,但美国“再工业化”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制造了种种障碍,亟待突破。为此,中国也应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寻求启示,以明确中国制造业“创新驱动”转型的着力方向。     

美国制造业变迁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

当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正呈现出崭新的格局,其中关国出现了全球所独有的巨额贸易逆差现象,并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变迁及制成品贸易的变化表明,由于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近年来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许多产业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亚洲、欧洲等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因而美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制成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美国近年来日益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     

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欧洲主要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是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去工业化过程中,转移低端制造业而保持高端制造业,但不乏“空心化”等负面影响。为应对石油危机、提升国际竞争力,欧美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在个别产业领域断断续续推进了“再工业化”。1991~2013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去工业化通过产业结构服务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逻辑是荒谬的,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对再工业化的间接支持。而对去工业化作用的困惑,主要是因为一些学者从就业结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研究范式缺乏科学性。     

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报告了根据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方法所做的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制造业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发现，就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就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１７．６７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５倍。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间的平均增长实际有０．６７％的减退。     

产业位势视角下中国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维度结构研究

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背景下探讨中国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的内涵维度结构,基于产业位势理论构建涵盖7大产业位势因子的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探索影响中国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和竞争力提升可行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创新能力位势、管理水平位势对先进制造业竞争力影响最为显著,而市场规模位势、知识素质位势与先进制造业竞争力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结构关系。     

新一轮“再工业化”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欧美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催生深刻变革。"中国制造"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制造业格局的重构中,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