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追求环境效果无疑是环境规制的主要目标,但随着环境约束的加紧,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与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成为制约环境规制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型为理论起点,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建立了环境规制的反应函数,并分析了企业环境管理的类型及影响因素,以加强对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及环境规制的微观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制定具有针对性、创新性的环境规制,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助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以重污染企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下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分析

企业要综合权衡比较环境规制与企业内外部因素对成本和差异化的影响,进而选择适当的企业环境战略,来缓解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提高产品的差异化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随着环境规制的类型、强度和实施情况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也会发生转型和升级。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论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成为制约环境规制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本文针对环境规制的国际贸易影响,以出口制造型企业为例,以此说明环境规制的制定与实施除应关注环境效果外,还应更多地关注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后者恰是决定环境规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制约因素。     

地方政府为何会对企业执行不同的环境规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多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区出现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情况的原因及其地区差异,对环境规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缺乏关注.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匹配出的2010-2017年中国345个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 显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企业规模越大,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     

制约、双赢到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相关性研究的演进与借鉴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假说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规制制约企业竞争力.但由于其严格假设损害理论的普适性等原因而遭质疑,由此诞生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双赢假说.双赢假说引入动态的创新机制,打破新古典静态分析框架,提出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可获得"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以后,一些学者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因素的研究,提出二者存在相关性不确定性的假说.文章系统阐述二者相关性研究的演进过程,挖掘它们在假设、方法论、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面临更强环境规制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并具有更大的研发投资额;其次,位于更强的产权保护的城市、更高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将更加明显;最后,环境规制不仅促使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了研发倾向与研发投资,同样促使企业增强了产品创新与生产工艺流程的改进.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下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差异化动态环境规制强度的调节效应

当前企业推进绿色转型进程、提升企业绩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企业主动应对内外部因素联动影响的重要性,以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在探讨了企业变革发展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以及差异化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边界。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情境下,前瞻柔性、响应柔性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响应柔性的贡献度较高;两者交互效应亦能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表明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预测、反应能力以及将两者协同配合是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措施。一般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前瞻柔性、响应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均不起显著的调节效应;高强度动态环境规制仅在响应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一般强度的政府规制政策对企业的决策和创新等行为更多的是无显著影响,充分尊重其自主发展;同时政府要根据环境变化,合理控制环境规制实施强度,谨防给企业应对环境冲击造成额外的负担。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加强多重柔性机制建设的力度和政府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作用的策略,最终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技术距离、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5年的CSMAR上市公司数据、环境规制数据与专利申请数据,同时构建空气流动系数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综合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在不同的技术距离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推动技术水平逐渐向前沿靠拢的过程中,易落入"模仿陷阱",失去创新动力;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励企业走出模仿困境。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越近,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相反,企业距离技术前沿越远,环境规制越不利于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尽管适宜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前沿型企业创新,但如果治理强度过大,反而会对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基于强波特假说提升企业竞争力研究

“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强波特假说”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环境规制可以改善企业技术变迁的路径,让企业沿着“绿色路径”进行技术革新.如果企业遵循环境规制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节约的成本完全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所发生的费用时,企业就会更具竞争力.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应着力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来到达环保目标.     

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资源视角

以2009—2015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在企业资源调节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与一般资源相比,创新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更为显著;沉淀性冗余资源、资源柔性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研究明确了资源的调节作用,丰富了资源管理理论,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政治联系、环境政策实施与企业生产效率

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会影响政策法规的实施效率。本文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切入点,基于世界银行200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联系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弱化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上结论说明,构建规范的政企关系、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和约束力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