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腐败往往并不是一种利令智昏，而是一种经济理性的算计和操作。由于腐败的低投入、高产出和低风险系数使其成为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投机；又由于反腐败成本投入不够，使转型期腐败呈不断蔓延之势。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转型期腐败成本构成及成本状况，提出反腐败应加大腐败者的成本支出和反腐败的成本投入，从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本文从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原理入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腐败行为选择的经济模型,分析产生腐败的各类成本、收益及腐败的查处概率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传统的精神成本CM、法律成本CL、预期收入损失Ip及腐败查处概率P等因素的基础上,引入隐匿成本CH,分析腐败收益B对腐败行为选择的影响。并针对当前现实问题,提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具体路径。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审计的影响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审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件，对预防腐败、界定腐败犯罪、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市场经济与反腐倡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败之风在中国也有所蔓延。虽然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反腐败的，但它的运动形式与私有贪欲结合却会助长腐败。因此，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与反腐倡廉紧密结合。     

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近年来，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党委在狠抓金融中心工作的同时，始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反腐倡廉的新实践，通过狠抓教育、完善制度、加大监督，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大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证。     

财产申报制度对防治腐败有效性的博弈分析

被誉为“阳光法案”的财产申报制度兼有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双重功能,通过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产申报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能防治腐败.基于博弈过程中潜在腐败官员和反腐部门双方的策略选择和期望收益,可以从推进财产申报法制化进程、健全基本框架、完善配套措施等方面来提高其对腐败防治的有效性.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控制腐败犯罪的基本措施，我国控制腐败犯罪的规定与《公约》存在较大差异，文章根据公约内容提出促进我国在贪污、贿赂犯罪定罪和执法方面完善的建议。     

证券公司借壳上市：模式、成本和收益比较

本文提出了一套模型和指标来计算中国证券公司及其股东在借壳上市中的成本与收益。研究发现：证券公司实际承担的总借壳支出并不高，甚至还可能在合并后获得净现金收益；在借壳上市中，证券公司原股东主要承担了股权稀释的成本；证券公司借壳上市后，其原股东普遍获得高投资增值收益；采用不同的借壳模式，证券公司原股东的成本及收益的规模和收益结构等有明显差异；结合股改的模式可能提高证券公司原股东的借壳收益，而采用分步走的模式可能带来更高的资产估值收益以及总体借壳效益。     

反腐败、企业绩效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的反腐建设的研究

本文借助十八大掀起的一系列反腐行动作为外生冲击,通过观测上市公司商旅招待费在反腐败前后的变化水平,在控制相关因素后能在一定效用范围内识别出企业的腐败水平。为了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市场反应模型和DID模型系统地检验了腐败对于微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十八大的召开给腐败严重的企业带来了更积极的市场反应;(2)反腐败能提高企业绩效,并且这种效应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区域更显著;(3)渠道效应研究表明,反腐败通过加快资产周转率,缩短经营周期,优化投资效率,提高生产效率这些中介渠道,最终作用于企业的绩效表现。本文为反腐败的实施成效提供了微观角度的实证证据,并系统性地验证了腐败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浅谈金融系统应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世纪之交，我们带着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使命进入了新的世纪，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的讲话，号召全党同志：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同志一定要从8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腐败现象的极端危害性和危害性，要锲而不舍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近年来，从惩治陈希同到胡长清、陈克杰，不可谓不严；然腐败之风仍治而不止，反腐倡廉是全党全社会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把反腐败斗争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金融系统要把重树“三铁”形象作为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新办法、新措施。     

浅议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领导干部是否做到廉洁自律，它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党中央非常重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并把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之一，中纪委多次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通过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加强自律与监督相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发生率，使反腐倡廉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我国审计制度在反腐治腐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在我国反腐败工作全面推进之际,审计制度在监督和制约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反腐治腐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全面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就审计制度如何打击腐败犯罪有详细的规定。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立法宗旨和相应内容对我国审计制度的完善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党风廉政建设从自身做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标本兼治，注重从制度源头上遏制腐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成效。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仍很严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客观上分析，一是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较深；二是正处我国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从严执政截断金融腐败的“源头”

作分析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提出了处理好三个关系和做好三个结合的建议；以达到从严执政，截断金融腐败的源头的目的。     

税务干部要提高反腐倡廉意识

腐败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几千年来，讲廉政，反腐败，是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政府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府和党派组织，面对这一历史课题，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两袖清风，一心为公，国家就繁荣兴旺，政府就赢得民心；反之，贪污横行，腐败成风，就一定会人亡政息。     

商业银行推行成本管理会计的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对成本管理会计不够重视，信息系统基础薄弱，成本资料欠缺，高素质的成本管理会计人才稀缺，内部资金的转移价格难以确定，业绩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难以平衡。商业银行要推行成本管理会计就要提高各商业银行职工对成本管理会计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尽快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着力培养或引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制定或完善规章制度；实行全面成本管理，实现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的管理；运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强化利率一——产品定价机制，合理确定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提高数据质量，建立和完善相关信息系统。     

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的优化与效率的增进

市场失灵及金融业在现代经济听 核心地位决定了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金融监管的收益是巨大的，但金融监管的收益性并不等同于金融监管的效率性，因为金融监管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在支出成本；一方面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监管的过程中需要耗费资源，一方面被监管者由于监管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福利损失，因此，在监管收益既定的情况下，通过监管制度的优化降低监管成本，将有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增进，就此，本文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对监管效率的影响。     

浅析政府采购绩效与反腐败之间的冲突

我国政府采购目标主要是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绩效、预防采购腐败。然而在实际执行中,政府采购存在绩效低和腐败双重问题,分析我国政府采购绩效低和腐败的现状,探究政府采购绩效与反腐败冲突原因,以及如何提高政府采购的绩效和预防腐败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小议治理腐败的财政制度改革

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交换,其实质是“利用公权谋私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租金原指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而供给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增加而产生的差价。现代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进一步认为,租金已经不仅由某种生产要素的自然属性或产权关系的供给弹性不足而产生,还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差价收入。“寻租”活动就是寻租人(行贿者)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腐败行为的收益就是贪污、受贿、挥霍的金额,其成本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事发后所受的处罚,包括将失去的原有收入、罚款、刑事惩罚所受的损失等;二是腐败“被发现的可能性”。即使事发后所受的处罚很大,但如果“被发现的可能性”为零或近乎于零,则腐败成本事实上还是为零或近乎于零,因为“搞腐败的成本”理论上是两者的乘积。“被发现的可能性”仅仅是一个概率,不仅取决于你监督了多少、发现了多少,还取决于在一定条件下有多少人“有条件搞腐败”,“需要被监督”。如果“需要被监督”的人很多,则被发现的概率还是很小的。治理腐败的办法有两种:一是降低搞腐败的收益;二是提高搞腐败的成本。降低收益...     

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美国等国家使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功化解，给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新工具在某一具体环境下能否适用，还要取决于它所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其成本。本根据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实际情况，对资产证券化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比较。阐明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特殊性和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成本大于其收益。当前着重需要完善资产证券化的市场环境和制度条件，并且积极探索，设计出能够有效降低成本，适合中国市场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