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贵州省农村电商扶贫新模式探索与研究——基于贵州省台州县实施农村电商扶贫的启示

本文通过研究农村电商扶贫三大主流模式,以贵州省台江县实施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为例,探索与研究农村电商扶贫新模式,以期引导贵州省电商扶贫工作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是贫困地区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载体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培育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文章从新型农民的内涵出发，总结了新农村建设对农民能力方面的新要求，并从能力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参与式扶贫对于培育新型农民的意义和作用，指出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是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载体，最后提出了以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作为路径为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农民的政策建议。     

社区微更新下的参与式设计研究

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若干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并结合目前社会上较多的自下而上的社区更新案例提出了参与式设计理论,并尝试构建多方参与的社区更新策略,即场所营造、情景再现、邻里构建,以期为社区微更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基本制度构建的维度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社会基本制度设施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这种基本制度既包括法律法规、财政支持等正式约束范畴的制度因素,也应涵括社区文化模式、群体意识等非正式约束因素。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基本制度构建的四个维度。     

参与式发展理念与乡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的是各相关主体共同的参与到工程项目的建设中。把参与式发展理念引入到乡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中来,有利于促进乡村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本文对于参与式发展理念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并说明了其在乡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社区精英的培育与城市社区发展

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城市社区精英作为社区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区精英自身角色功能的突显,为社区整体的发展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     

金融扶贫的青海实践与调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青海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地跨六盘山和四省藏区("三区三州")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对完成全国脱贫攻坚目标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数据整理和抽样调查,对青海省金融扶贫改革实践成效进行分析,建议下一步要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不断强化农村金...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下金融扶贫策略及发展路径的研究——以河北省故城县为例

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包括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危房改造、社会扶贫、社保兜底扶贫。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扶贫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解决贫困问题、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河北省故城县为例,对金融扶贫策略及发展路径进行研究。     

喀斯特地区旅游扶贫动力模型的构建——以贵州省农村社区旅游发展为例

旅游扶贫颇受重视,已经成为提高农村人口社会生活水平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喀斯特地区旅游发展存在需求驱动局限、供给动力滞后、扶持力度不够、社区参与动力不足、中介协调缺失等现实问题,应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建立由旅游者、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政府及旅游中介组织五大要素组成的旅游扶贫动力模型,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系统的协调与完善,并从政策、资金、技术和角色等方面给予模型运转支持.     

简论新时期湘西州推进扶贫开发思路创新

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与湖南省扶贫开发主战场的湘西州,必须树立全新的扶贫开发意识,创造特色的扶贫开发新路,继续稳步地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贵州省贫困地区信贷资金外流情况分析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资本的投入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对欠发达地区来说,由于自身积累有限,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主要依赖外源性投入,这种外源性投入的资本主要由金融系统来提供.实证分析表明: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贵州省贫困地区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本地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投入,反而通过金融系统外流;金融系统成了一个"抽血"管道,影响了贵州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贵州农村环境保护与反贫困结合之探索

贵州农村面临着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问题,环境与经济发展、环境与贫困问题互相交织,互为因果.贵州多年来积极探索综合农村环境保护、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路子,取得了一些可行的经验,这就是:在发展中减少贫困,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农村环境保护与反贫困结合的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     

对我国政府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效率的分析

回顾了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及扶贫资金的配置与管理,分析了我国政府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的绩效,指出,要提高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必须优化扶贫资金的投入结构、合理确定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模式、减少周转环节、降低资金渗漏、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机制.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

文章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内涵、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文章着重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对扶贫瞄准机制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刻画,以史为鉴,瞄准问题,着力解决。政策方面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县审查退出机制、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思考调整,以确保我国稳准好地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发展风险抗辩的论争、实践与消费者救济

发展风险是生产者无法预见且无法控制的合理性危险。法律确认发展风险责任虽有助于构建更安全的消费环境，但可能伤害厂商创新的积极性，最终将损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全社会的福利。确认发展风险抗辩并严格限制其适用将既有利于提高产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能保护厂商可贵的创造性，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旨在保护生产者创新积极性的发展风险抗辨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这就需要国家代表全社会建立起发展风险救济制度，以保护处于弱势的消费者，促进经济的发展并维护社会的公正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