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生产函数能否成为分配理论的基础——兼与陶立新同志商榷

陶立新同志发表的《生产函数能否成为分配理论的基础之我见——谦与胡祖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我见》)一文,对“生产函数能否成为分配理论的基础”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否定了胡祖光同志《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数学悖论》一文中所提出的数学悖论的存在。我对《我见》中的一些观点,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利润在规模区间盯σ_*≤σ≤~*上达到极值(最大值)”等颇有导义,故提出如下浅见,以求教于理论界各位前辈及同仁。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数学悖论

在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合肥会议)上,有一个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那就是:生产函数能否成为分配理论的基础?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能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分配问题。但另一种意见却认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是一种庸俗的资产阶级分配理论,它认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利润,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它否认利润是剥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劳动价值论是古典学派提出而马克思加以完成的。在马克思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它为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经济对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动的主要方式还是作为从属于机器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因此,《资本论》所着重考察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     

关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针对近年来我国出现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行认真学习思考，有以下粗浅体会。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

<正>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     

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同时提出要继续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本文主要就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作出解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并存在私有制存在条件下的合理性,同时提出现实生活中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它们的收入分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照要素价格理论,即西方经济学上所谓的“分配”理论。最后提出收入分配实质是价值分配,并且说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     

网络域名的价值理论基础研究

本文从分析边际效用理论、生产费用理论和“创新”价值理论作为网络域名价值评估理论基础存在的不足入手，对网络域名的价值理论基础——马克思有效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     

转形问题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的生产价格理论,没有实现“产出”和“投入”同时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没有在数学上对转形问题给出圆满的解答。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正是以此为突破口,企图一举推倒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对上述问题,马克思早就意识到了,并特别说明:“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如果我     

知识经济论说探源

●16—17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 ●100多年前,马克思提出科技是生产力。 ●18世纪,英国亚当·斯密提出知识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世纪初,奥地利熊彼特提出     

浅谈剩余价值在企业中的生产与分配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问题,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了企业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剩余价值在企业中的分配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人力资本分享剩余问题的三大悖论

本文利用“要素所有者因将要素使用权让渡给企业而享有补偿权,因对投入企业的要素拥有所有权而享有收益权”这一内在逻辑,并参照物质资本的一些特征,对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最终提出了人力资本分享剩余问题的“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     

浅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发展

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试图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总结经济稳定增长的特征,预测未来经济的长期趋势。哈罗德在1939年发表的《论动态理论》一文中,试图把凯恩斯采用的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提出的关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则把凯恩斯以前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生产函数理论引进经济增长中来,代表人物有索洛(R.Solow)、斯旺(T.Swan)等人。新剑桥学派则以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为依据,把收入分配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并把它们同宏观经济的稳定条件联系在一起。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P.Romer)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卢卡斯(R.Lucas)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的论文为标志,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计监督的逻辑思考

中国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争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关于簿记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这一论断的不同理解上，二是对会计本质（主要是“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理解的差异性上。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会计有无监督职能，笔者认为，目前会计界对会计有无监督职能的争论虽已告一段落，但鉴于会计监督在经济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以及来自上述两方面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从新的视点和角度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研究仍然是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对会计监督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人力资本分享剩余问题的三大悖论

本文利用“要素所有者因将要素使用权让渡给企业而享有补偿权，因对投入企业的要素拥有所有权而享有收益权”这一内在逻辑，并参照物质资本的一些特征，对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最终提出了人力资本分享剩余问题的“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     

《高等数学》反例作用的教学探讨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恰当引入反例,引导学生从反面去思考问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数学“悖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本文结合具体内容从几个方面探讨了反例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宪法》的任务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在《物权法》出台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部分学者提出《物权法》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定义是《物权法》的立法瑕疵。“公共利益”的概念从各个方面来看由《宪法》进行规定更为合适。     

城市商品经济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讲述城市产生和城乡分离时,提出了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力发展使原始社会的末期出现了社会分工,与此相联系,人类社会最初的城市便产生了。“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恩全集》第3卷24—25页)。“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马恩全集》第3卷,第57页),在这里指的是城市,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同时揭示了在同     

论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

分配是联结生产与 消费的中间环节，不同 的分配方式对生产者行 为和消费行为必然会产 生不同的影响，从而给 宏观经济带来不同的效 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分配方式应该而且必 须能够满足发展生产力 的要求，同时兼顾社会 公平，以利于社会主义 实现人的价值的不断提 高，走出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 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的循环。 古典资本主义收入 分配理论大多继承了萨 伊的观点，认为收入分 配的规律只能是资本家 得到利润、工人得到工 资、土地所有者得到地 租，这就是著名的“三位 一体”公式。由于工人阶 级力量不断…     

改革必须做好调动人的积极性这篇大文章

我历来认为,调动职工积极性是改革的头等大事,是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主要的生产力,即人本身”,“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列宁也曾经说过:“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改革是为了解放生     

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印证了“两个必然”

在1848年2月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著名论断,即“两个必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两个必然”能否实现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本文就是以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来阐述“两个必然”的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