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窗

挪威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秘诀二次世界大战后,挪威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显现。到20世纪60年代,挪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达到3:1以上,城乡发展严重失衡。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挪威政府将“三农”问题作为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容,采取一系列对策和措施平抑城乡差距。在城乡发展问题上,挪威较好地处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主要制定规划、收入再分配、承担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建设。挪威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可全权决定转移支付款的使用。同时,挪威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大半也由地方政府负责。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实证描述及变化分析

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变化是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主要经在以下阶段：（1）20世纪50年代初期,实施的农业政策曾一度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一大二公”政策的实行,农民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差别缩小;（2）60年代和70年代,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居民收入到了几乎没有差别的极低水平;（3）197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4）8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的中国乡镇企业,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经济发展格局,使农民收入提高到一个新台阶;（5）90年代以来,农民工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流动,使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摆脱了单一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新局面。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20世纪 90年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城乡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认为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有悖于公平观念 ,也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降低生产效率 ,不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 ;其次 ,农村人均收入低以及增长速度的缓慢 ,限制了农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不利于目前解决需求不足的重大难题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还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因此 ,深入研究我国在 2 0世纪 9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发展态势、成因以及如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个人所有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日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作为议案提上两会议程。提到个人所得税，就不能不将其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政府不应或尽量少干预；“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需要采取财政手段进行干预。20世纪之前关于收入再分配的争论，理论界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收入再分配上，而20世纪则转刭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上，联系我国实际，这种理论研究无疑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我国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也极为复杂：城乡分割、隔离,城市内部的分割,等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必然对劳动力的收入产生影响。一、劳动力城乡分割的收入分配差别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有条件的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但是,     

合作制农业纵向一体化的存在根据及可能发展路径分析--从A·蔡雅诺夫与黄宗智的改造小农经济思想谈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一直未得到缓解,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6(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虽然中央今年出台了减税和补贴的措施,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困难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黄宗智揭示的“拐杖逻辑”:即“过密型”农业生产的小农家庭像一个虚弱的病人,只有靠“兼业化”这根拐杖才能生存下去。这一逻辑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依然存在着。如何克服“拐杖逻辑”?无疑,A·蔡雅诺夫的合作制的纵向一体化的小农经济的发展道路被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点和黄宗智的在“反过密化”过程中留利于农村,让利于农民的思想遥相     

我国合作制农业纵向一体化的现实困难及实现条件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一直未得到缓解,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6：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虽然中央出台了减税和补贴的措施,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合作制的农业纵向一体化被世界各国及我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找准城乡统筹发展的着力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南地区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切入点,进行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有益尝试。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以发展小城镇为重点,着力提升统筹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苏南地区更是依托较强的综合实力,主动改革,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积累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     

脑体倒挂

脑体倒挂，是指相同条件下脑力劳动者的报酬低于或等于体力劳动者取得的报酬数量。相同条件一般是指相同的工作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初期，发生了第一次“脑体倒挂”现象，大量知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者，收入明显低于简单劳动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城市地区出现的独特现象。     

中国主产棉区棉花生产布局变化的经济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棉花种植空间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的实证分析的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棉花生产的物质投入比较效益变化是导致上述省区棉花种植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村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粮棉生产的全部投入(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比较效益的变化是造成这一时期我国棉花种植布局变化的主要经济原因。     

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生产性收入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甚至局部过剩以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就比较容易地成为人们的共识，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的力度。但是，现行的和讨论中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单独使用时其作用却可能受到种种限制，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生产性收入。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或消极后果。     

财政分权、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利用1985年。2010年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始于1985年的财政分权改革,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且金融发展从总体上也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然而,1994年进一步的分权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盲目和恶性竞争,使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背道而驰。由于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鼓励农村内生金融健康发展,改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建立城乡互惠的金融制度。     

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日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作为议案提上两会议程。提到个人所得税,就不能不将其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政府不应或尽量少干预;“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需要采取财政手段进行干预。20世纪之前关于收入再分配的争论,理论界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收入再分配上,而20世纪则转到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上,联系我国实际,这种理论研究无疑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一、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从各方面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1、基尼系数。按可比口径计算,城镇内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为0.16,2004年为0.35,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提高了农业化学品投入?——以农药施用为例

本文在199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药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有助于减弱这一正向影响。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药施用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是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交互影响会低估“倒U型”曲线拐点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本文研究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实现农药减施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较大协同性。为了实现农药减施以及农村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建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并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国外农业旅游的四种类型

农业旅游是现代农业与旅游活动相结合的新型旅游形式,已成为农业产业升级和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萌芽期、20世纪中期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后步入发展成熟期,农业旅游已具相当规模。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旅游发展非常迅速,农业旅游收入占国内旅游收入的比重逐步提升。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证明,农业旅游对于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农民就地安置、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低碳农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有明显成效。综合起来,国外农业旅游可以归为四种类型。     

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与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系统分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并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和市场化进程均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进程的协同可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初始期市场化进程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主导、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享发展必须构建政府和市场二者有机融合的制度体系。     

“城乡一体化”不该沦为“造城运动”

“城乡一体化”既不是乡村城市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本质上是城乡融合。城乡融合需要在城市和乡村应该有统一的规划和政策,而不是双轨制的。通过长期“城乡一体化”过程,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大体趋于相同。这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本质。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风险是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这种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的推力有二：一是公共治理的病态行为,集中表现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持续发酵;     

孙钢：目前统一城乡税制为时尚早

财政部科研所孙铜认为：当前统一城乡税制尚不具有迫切性，原因有三： 我国的农民仍需要休养生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是近期我国各项“三农”政策的核心。尽管目前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仍十分有限，因此，下一步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点仍是继续减负。     

湖北省农村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也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农村小城镇建设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保护耕地、优化环境、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小城镇的功能质量和环境质量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统筹城乡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在指出福建省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存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乡消费水平不断拉大、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显著、城乡产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基础上,运用主成份分析方法、相关分析法和GRANGE因果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论证了经济发展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与统筹城乡的相关性较大,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城乡统筹发展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带动农村的发展,但经济发展不会自动缩小城乡差距,需要政府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