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视角的我国生育率降低原因研究

在目前中国“放开二胎”这样一个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研究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的生育率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结果发现总和生育率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之间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因此,从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放开二胎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居民处于较高生活水平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下,其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放开二胎”后不会对家庭和社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民族地区人口与生态经济发展初探－－吉林延边朝鲜族与新疆维吾尔族民族比较

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通过对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时空分析，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难点关键是少数民族地区。并以吉林延边朝鲜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生育水平比较研究，结论是：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实际是是“好心照顾他，反例害了他”，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     

农村人口流动对其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农村流动人口规模逐渐增大。农村流动人口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普遍认为,农村人口流动只会不利于计生工作的开展,但通过分析可知,农村人口流动对降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是有积极影响的。     

生可生 非常生——我国人口生育发展趋势的细分化研究

低生育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在当前,我国人口生育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与人口控制决策因素相伴随的是人口惯性的产生,因此,反映在人口总量上仍然表现为增长趋势,然而事实上,人口的低生育水平已经远远背离了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值得关注的是,人口低生育的持续发展,又会给经济、社会与人口安全带来严峻的后果,为此,根据人口的不同背景,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其中包含有差别的生育放开决策,就是势在必行之举。为此,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生可生,非常生。     

太原市育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变化。本文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太原市的总体生育现状以及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做出回答,并对影响当前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人口政策取向——基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结构,这就使得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规律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人口规律呈现出自发性,削弱了人口政策的效能: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快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总体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时间延长,大大弱化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此同时,资本为了修复利润率而进行的时间和空间修复,再加上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过度产业化,推高了家庭核心消费的支出,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因此,为保证人口生产适应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应从增收和减负两方面着手,切实破除人口政策发挥作用的障碍.此外,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年轻人社会价值观念西化,也是导致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坚定文化自信,通过政策宣传改变这种生育观念.     

多样化、生育率与经济长期演进:一个统一的增长框架

消费品种类在19世纪后半期的迅速扩张是人类增长史上的一个典型事实,在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鲜有提及。本文将消费品多样化引入统一增长理论,构建了新的模型来解释历史上的人口转变和经济由长期停滞到持续增长的演进过程。在模型中,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且表现为消费品种类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进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人们生育的经济能力,而消费品种类的增加会减少人们在生育方面的支出。生育率的变化取决于收入增长和消费品种类增加的相对速度,而这依赖于经济体在知识生产、生产技术革新和消费品种类扩张上的历史表现。结合经济史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数值模拟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能复现统一增长理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刻画,并为理解历史上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路径的多样性提供新的线索。     

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改革与发展研究——以辽宁省辽阳市为例

人口转变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人口转变实现之后人口计生工作战略的转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辽宁省辽阳市的人口转变领先于全省和全国,从2000年以来其总和生育率一直处在超低水平。根据实地调查,当地的生育观念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出现了意愿性的超低生育率。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开始显现。作为人口转变率先实现地区,辽阳需要关注育龄妇女生育机会战略机遇的抢救问题。结合辽阳的实际提出了人口转变领先地区应该打造"服务型计生"品牌的主张和新优质服务的概念框架,"健康权保护"是核心概念,对于提升人口计生工作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农村小额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13市379个农村人口的调查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小额保险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保险认知水平、近三年的风险情况以及来源地等因素对农村人口购买小额保险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就业状况、家庭年收入、储蓄情况、人均拥有土地情况以及保单持有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不太显著。     

确立以人为本的人口与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生育政策的约束已经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要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多年实践得出的经验成果。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国家应该立即广泛推行二孩生育政策。     

基于有序Logit模型的农村 人口自愿转移意愿研究——三峡生态屏障区的实证分析

研究人口自愿性转移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有利于转移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实现人口转移目标。本文基于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村人口转移的实地调查,运用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基本情况、家庭资本、家庭社会保障水平、对以往移民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其他社会因素等五个方面对其转移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年龄、家庭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对三峡移民政策了解程度、是否为原三峡移民和现有居住环境及对环境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村人口的转移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的构建

在城镇化浪潮下,农村转移人口成为关注焦点。然而,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存在退农意愿低下、移居观念淡薄、转移渠道单一等弊端,加之支持措施低效,难以实现从职业到身份的全方位离农。据此,有必要基于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并重,行动可行且路径有序,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兼顾的原则,构建以自愿退农机制、市民化机制、有序迁移机制、运行保障机制为主体的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     

西南财大出版社新书推介

正为您开拓一片知识的天空书名:低生育水平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作者:曾祥旭定价:38.00元出版日期:2012年11月内容简介:本书运用人口学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理清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脉络基础上,分析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机制,并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相关变量出发,确立低生育水平下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体框架,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书共分为八章,八章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即研究基础、基本状况、现实考察、结论对策。这四个部分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     

中国是否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最近，关于中国是否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中国社科院5月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从就业市场的现实来看，一方面，“劳动力短缺”的字眼似乎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随处可见的拥挤人群、大学生就业市场日益紧张等现象不符；另一方面，又的确存在企业招工日益困难、普通工人的工资迅速上涨等事实。     

单独二孩启动

正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各地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制定当地具体生育政策。此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国策"为缓解人口增长对资源构成的巨大压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8.06;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除了性别失衡、老龄化危机,近年来专家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民众对生育权利的探讨合力将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地区人情消费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省10村334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10村334个农户为例,通过问卷统计和深度访谈,从农村人情消费主体和标准、人情消费域、消费方式和规模及消费心理几个视角进行深层剖析,深描了我国人情消费的现况。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的消费动力有所松动,"理性"消费趋势上扬;伴随人口流动的扩大,人情消费范围不断延伸,消费媒介呈现货币化趋势;人情消费主体心理呈现"亚健康"状态,人情消费负担总体相对较重。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研究——基于人口流动的视角

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具体表现在：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相当薄弱且极不稳定，其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老伴来完成，在精神慰藉方面老人们内心呈现出孤寂失落感与满足感并存的双重特点。另外，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导致家庭和整个社区尊老养老文化基础动摇。构建和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制度应从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着手。     

半老农妇，为什么非要生儿子？

按照一般理论的说法,妇女生育能力的高峰当在24～35岁。可是最近,在接触农村社会中,我遇上了一个“怪人”。已经步入38岁“高龄”的她,“计划”2009年生一个儿子。她现在有两个女儿,大的明年高中毕业（18岁）,小的明年初中毕业（15岁）。她做绝育手术（输卵管结扎）已经15年了。前几年,她的公公婆婆及一家人都劝她再生一个儿子,她坚决地说：不生了!我就喜欢女儿,再生我还要生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