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差异、行业特征与就业动态

文章基于2004-2011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工业数据,将地区环境规制程度与行业特征相结合,采用倍差非线性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的省际差异对不同特征行业就业的净影响及其就业集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导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呈现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地区集聚的趋势,基于行业就业人数和就业份额的实证结果均比较显著。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污染-高资本行业、高污染-低资本行业、低污染-高资本行业和低污染-低资本行业四大类,通过计算环境规制的边际就业效应发现,环境规制会对高污染-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正向的就业效应,环境规制带来的负向就业效应仅在纺织、纺织服装和有色金属采选等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比较明显。     

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结合我国1999—2006年经济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集,对我国各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以及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地区之间资本配置都是有效率的,但资本配置效率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地区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共同的规律,在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相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竞争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行业特征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收集2002—2011年所有存续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选取行业特征作为影响因素,结合简单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行业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行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着显著而普遍的影响,行业内部的资本结构具有稳定性。     

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对我国服务业FDI配置效率的影响

以我国2005-2014年10年间的服务业为对象进行研究,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对服务业FDI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行业表现出较高的配置效率,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行业表现出较低的配置效率;FDI在对外开放度较高的行业表现出较高的配置效率,在对外开放度较低的行业表现出较低的配置效率。     

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

对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作用有关研究成果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利用相关计量方法对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距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实证研究，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地区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不具有收敛的特征，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地区市场化、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存在非均衡。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的数据经验

经济增长效率是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环境规制作为重要的政策手段,会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以甘肃省14个市州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实证模型,运用二阶段广义矩估计方法分别从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两方面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甘肃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环境规制对甘肃省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增长率均具有促进作用;影响路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效率及其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行业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文将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行业分类,利用多元统计的方法对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实证研究了。目的是检验国内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行业差异的显著性。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最优资本结构,行业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②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差异。这与国内外的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③同一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且行业间差异也具有稳定性。     

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吉林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市场发展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是金融部门的重要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配置效率并没有相应提高,因此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主要问题之一。利用“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和吉林省1996～2007年36个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对吉林省资本配置效率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资本配置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市场相关指标显示,吉林省金融市场发展并没有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这一现象可以用政府干预过度、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协调等因素加以解释。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和绩效提升？

基于2012—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验证了强“波特假说”,在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发挥其中介作用,显著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在进一步研究中,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在产权及地区的分组回归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回归结果。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合理调整环境规制以及企业正确看待环境规制提出相关建议     

科创板与沪市A股主板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20年科创板与沪市A股1570家上市公司数据,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视角,通过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模型,实证分析了科创板与沪市A股主板市场的关联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科创板对沪市A股主板市场局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竞争效应,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两者构成相容互通的资本池,科创板对于提升沪市A股主板市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资本市场结构优化和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我国资本市场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视角,研究提出以科创板制度创新加快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功能的对策建议。     

资本均衡与劳动效率差异——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Jeffrey方法

以我国2001-2012年17个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统计分析数据域为基础,结合Jeffrey Wurgler(2000)"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建立面板数据模板,构建数据集,对我国内外资企业资本均衡、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进行差异化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外资而言,内资效率整体偏低、劳动配置效率内资也略低于外资;但内外资的均衡效率都较差;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均衡配置效率也低于劳动配置效率。因此从技术产业配置、投资结构、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均衡与提高劳动效率的对策建议。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科技创新驱动城市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

基于2018—2020年中国26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科技创新效率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利用数据包络分析衡量城市创新效率，进一步利用Granger因果检定分析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实证支持科技创新规模效率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用，但科技创新技术效率则为负相关；政府支持度对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表示资金分配效率不佳，导致无法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科教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联性；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间为Granger单向关系。基于实证分析，建议提升科技成果质量和科教经费使用效率，未来政府单位应关注如何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转化效率，特别是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基于RAROC的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分析

在资本约束日益严格的情形下,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我国13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以RAROC指标为核心分析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效率高低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后收益率的标准差水平普遍都不够理想,各类业务之间的发展均衡性不高。此外,银行各类业务发展的均衡水平与风险调整后收益率的大小匹配度不高,最终提出相关建议。     

要素配置、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基于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视角

文章构造了理论模型分析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从而影响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并利用1984-2015年省际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展战略对于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了各产业的资本深化程度,对于中国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有很大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说,产业发展战略促进了各产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最大,并且产业的发展存在内部滞后效应;发展战略可以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有效产业结构存在负向作用,即不利于资本-劳动在产业中的配置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中国城市资本空间分布: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国内城市上市公司规模、分布、盈利等指标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资本呈现由东至西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传统行业依然是城市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资本向新兴产业聚集的趋势初现。总体而言,我国城市资本的空间配置机制是有效的,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低效率问题,且行政力量对分布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土地经营权流转、耕地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

文章基于全国8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在优化耕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实证结论表明,现行土地流转起到了改进耕地配置效率的作用,有助于那些具有较高农业生产能力水平但初始土地禀赋有限的农户获得更多的土地。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所可能获得收益大小的进一步估计显示,土地流转同时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在平均意义下土地流转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和已流转土地农户家庭的总收入分别增加19%和26%左右。此外,文章分别从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检验了土地流转增收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征,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转入土地农户家庭的收入增长幅度要显著高于转出土地的农户家庭。     

An analysi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post-reform China

This paper employs a fully nonparametric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with time and individual effects to study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s post-reform economy. The panel data cover China's thirty provinces for the period of 1985–2008.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 is larger than the other two inputs of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Based on the specified inefficiency Tobit model, the factor analysi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shows that the time effec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s post-reform economy are significantly contingent on the factors.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number of policy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A hallmark of India’s new economic policy:: deregul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A fundamental job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of any economy is to allocate capital efficiently. To achieve this, capital is supposed to be invested in the sectors that are expected to have high returns and be withdrawn from sectors with poor prospec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scertain the validity of this propo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India. We first examine whether the total funds (debt and equity)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 started flowing to the “more efficient” (defined later), Indian firms due to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We examine changes in the allocation of credit across industrial sectors and changes in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among firms within the same sector or industry. Our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e share of investment going to the more efficient firms did not rise, resulting in no perceptible rise in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allocation for the economy. Our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and uses of funds shows that in the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f liberalization in 1991, there was a tendency in the Indian corporate sector towards a myopic use of funds. The surge i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in the stock market, coming mainly from small and medium savers, failed to translate itself into any noticeable rise in gross fixed assets (GFAs). Thus, the lack of an improvement in the index of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allocation can be partly ascribed to bad investments to begin with. The message that emerges is that financial reforms in an inadequate regulatory framework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positive eff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