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群体性维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全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群体性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参加同乡会、务工领域和务工收入、医疗保险制度评价和失业保险制度评价对农民工群体性维权行为影响显著,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风险偏好及所在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影响不显著。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群体性维权行为的代际差异较小。     

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代际差异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江西调查样本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性别、家庭负担、打工是否压力大、总收入趋势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婚否、土地流转意愿、离职综合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有较大代际差异。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对此关注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作为个人嵌入的关系网络,是否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合农民工特征,将其社会资本划分为在农村先天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本和在城市后天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两维度,利用1 102份全国农民工调查问卷,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仅有婚姻一项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中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工友社会网络影响最大。此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具有代际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要求。研究揭示,构建农民工良好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农地流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第一代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持有土地的认知、人力资本特征、外出务工目的、务农经验及年限、家庭情况、收入情况这六个影响因素来分析比较代际差异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农地流出倾向。结果表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将农地流出的概率要高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税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国家只有通过足够的税收才能让社会更好地运转,调节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在税收收入不同分位点处,地区生产总值、货物进出口总额、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最后就不同水平的税收收入地区如何提高税收收入提出建议。     

气候变化下鄱阳湖区域水稻产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农户行为视角

针对气候变化下水稻产量的差异,利用鄱阳湖区域气候变化调查数据,以旱灾洪灾极端事件为例,分别用OLS回归和分位回归对气候变化下影响鄱阳湖区域水稻平均产量因素及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平均劳动投入、平均农药投入、平均灌溉水量、播种日期、收获日期在极端气候下是影响水稻平均产量的重要因素。在水稻平均产量不同的分布水平上,平均劳动投入、平均农药投入对旱灾时水稻平均产量作用更大。因此,在气候变化下研究水稻平均产量从农户视角来说必须考虑水稻平均产量在不同灾害的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家庭生命周期是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文章借鉴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利用扬州市邗江区289户微观样本,剖析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统计分析法和有序Logit模型。结果 （1）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变量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初始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萎缩家庭;（2）政策了解程度、家庭年收入、承包地面积、农民收益增加、子女就学条件改善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但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3）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因素。结论 应重视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和演变规律,并将其作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共同因素,采取普适性措施;对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差异性因素进行识别,“对症下药”。     

O2O模式下生鲜农产品消费者满意度测评与提升实证分析

[目的]通过向有过O2O模式下生鲜农产品电商购物经历的消费者发放问卷并分析个体特征,运用主成份分析法,探究O2O模式下生鲜农产品消费者购物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作用。[方法]通过在多个线上网络社交平台以及线下生鲜农产品电商实体门店,向有过O2O模式生鲜农产品电商购物经历的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通过索取样本数据,分析研究O2O模式下购买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并通过相关性来分析消费者购物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生鲜农产品质量、销售价格、商家的物流配送、消费者使用的支付方式、商家的售后服务、商家的网页设计,均对提升消费者线上线下购买生鲜农产品的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结论](1)商家应严格把控生鲜农产品质量,保持线上线下的生鲜农产品品质一致性。(2)商家定价应遵循多样定价、合理定价。(3)商家应做好线上的网页设计,维护好线上的网站质量,同时商家应合理进行产品宣传,消除信息误解。(4)商家应提升自己的服务,提供符合消费者购物习惯的支付方式。(5)进一步完善商家的物流配送能力,建立更全面的配送网络,倡导及时、高效配送,提升配送人员素质,提供更优质的配送服务。(6)保障消费者权益并完善商家的售后服务,线下可提供体验性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县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文章以山西省各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引入超效率分析法,构建SSBM-ESDA模型,评估山西省各地农业生态效率;同时选择Tobit模型,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1—2020年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值基本处于0.3～0.5,整体处于较低水平。107个县（市、区）中,优秀等级17个,均值为1.412;良好等级4个,均值为0.911;中等等级20个,均值为0.677;较低等级38个,均值为0.479;低等级28个,均值为0.349。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等级以较低和低为主,总占比达61.68%。农业生态效率较好的县（市、区）集中分布在西部省际沿线区域,形成以“忻州—太原—吕梁”为重心的西部高效率区。2015—2020年全省农业生态效率略有提升,并在空间上进一步加强了“忻州—太原—吕梁”的西部高效格局,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人均农业增加值、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农业受灾率、机械化密度、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工业化水平对其有负面影响。[结论]现阶段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县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西部沿省际线地区...     

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制度因素的度量

[目的及方法]以脆弱性理论和VSD模型,基于制度因素度量了2013年中国31个省域的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并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和障碍度分析。[结果](1)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在我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较高,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低,大部分省区经济增长系统相对稳定与安全。在制度应对性高的省区,经济脆弱性较低;在制度应对性低,增长要素敏感性强的省区,经济脆弱性高。(2)空间特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呈现西—中—东脆弱性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3)空间热点地区显示,脆弱性高值集聚的热点地区为不发达的西部省区。(4)障碍度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第三产业增长、出口增长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主要的增长障碍。[结论]增加经济制度的应对性,可以消减经济增长系统的脆弱性。     

中国村庄数量演变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目的 系统研究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及其成因,是为科学认知乡村地域发展规律,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地域系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 文章以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数据和电子地图数据为基础,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空间分布和区位特征。结果 （1）1990—2016年中国行政村数量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减少幅度为29.2%。其中2000—2006年减少幅度最大,占研究期减少数量的85.54%;（2）中国行政村分布与演变的区域差异显著。华东区行政村数量分布远高于其他区域,其次为华中、华南、华北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省区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区和四川、重庆、陕西等中部省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县主要位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区。（3）村庄空间分布类型总体呈现为集聚型分布,在空间上出现2个多核心带状高密度集聚区和1个单核心集聚区,分别位于华北平原、长江中游平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村庄数量区位特征显著,整体上绝大部分村庄分布在低海拔与现状水系和交通道路具有较好的邻近性;（4）乡村人口数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数、农林牧鱼业生产总值等是影响我国村庄数量变化的直接因素。结论 生态环境脆弱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区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区是中国村庄数量大幅度减少区。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地域差异是村庄分布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城镇化发展与乡村人口转移是村庄数量减少的重要驱动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缓解了村庄数量减少速度,政策对村庄数量演变进程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中国粮食增产潜力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从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与提高粮食单产两方面,综合分析了影响我国粮食增产潜力的11个主要因素。研究结论认为:粮食单产依然是今后几年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在逐年加强,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替代单产成为第一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有效灌溉面积、国家政策、农业劳动力素质、农业机械化水平、生物防控技术和化肥使用量等,也都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     

粮食主产区农业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目的 提升粮食主产区的农业韧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粮食主产区的数据,构建农业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农业韧性进行综合评价,结合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法分析农业韧性的空间差异,并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识别农业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1）从整体来看,粮食主产区农业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地的农业韧性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2）从空间差异来看,粮食主产区整体空间差异性较小,农业韧性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其中,东北地区和各区域的农业韧性差距仍然较大,其余地区间的农业韧性差距在逐渐缩小。（3）从影响因素来看,地区市场规模、创新水平、普惠金融水平是影响农业韧性的重要因素,同时三者的交互作用会增加其对农业韧性的解释力。另外,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生态环境建设对农业韧性存在一定影响,地区经济水平对农业韧性的影响较弱。结论 为提升粮食主产区农业韧性,基于异质性特征,应统筹各区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内生动力增强农业韧性。     

农户高效低毒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冀、鲁、豫3省598份西瓜甜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

目的 通过构建市场、政府、社会3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文章探究了农户高效低毒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差异性分析,以期为高效低毒农药的有效推广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基于冀、鲁、豫3省598份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1）绿色认证、政府补贴、技术培训、与农资店员的交流程度均能正向影响农户施用行为。（2）不同种植规模、不同种植年限、不同技术认知限定下,影响农户高效低毒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存在差异。小规模种植限定下,绿色认证对农户的高效低毒农药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短期种植限定下,与农资店员的交流越频繁农户越有可能施用高效低毒农药;不认可高效低毒农药重要性限定下,进行过绿色认证、与农资店员交流程度的提高可以引发农户的施用行为;而政府补贴、技术培训则始终是影响农户行为的重要因素。结论 因此建议引导农户积极进行绿色认证、拓宽政府补贴的范围、扩大技术培训渠道、促进农户与农资店员的常态化交流、实施差异化的激励措施。     

基于农民阶层异化的宅基地退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农民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民退地决策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是理论界对宅基地退出决策研究长期忽略的问题。方法 文章构建分析框架,结合的重庆调查,应用初步与改进B-Probit估计模型, 定量分析农民阶层分异的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 （1）农民阶层异化明显,且不同阶层的农民退地目的存在较大差异,农民退地决策是由退地前后成本、收益与风险共同决定。（2）村庄贫弱阶层农民中,自变量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定居城镇、是否打算改善居住环境、是否需要改善现有社保水平对因变量该阶层农民退地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变量年龄、房屋结构、是否具有宅基地祖产观念对因变量该阶层农民退地决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非农兼业阶层农民中,是否有多处宅基地、子女教育是否存在问题、退地复垦政策是否稳定对因变量该阶层农民退地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变量房屋造价、房屋是否新建、宅基地是否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宅基地是否家庭主要财产、退地补偿发放是否不及时、退地补偿金额是否偏低对因变量该阶层农民退地决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4）脱离农地阶层农民中,因变量房屋造价、房屋是否新建、宅基地是否位于城镇规划范围、退地补偿发放是否不及时对因变量该阶层农民退地决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结论 针对各农民阶层退地效益偏好不同,实行差异化的退地复垦补偿对策,以稳妥地推进宅基地退出复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