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微观机理

深入探讨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是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文章结合山东省禹城市与桓台县7个城郊型回迁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传统型村庄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资料,应用可行能力分析方法,从生态、社会及经济等3个维度构建了农户行为响应评价体系,分析了典型平原农区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特征,揭示了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微观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土地非农化是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的过程,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包括由城镇征地、村庄扩展与农村社区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城镇辐射的间接影响,提升或降低了农户行为主体的生态、社会及经济福利;(2)不同类型村庄对土地非农化直接影响的行为响应各不相同,其中,城镇征地对城郊型社区的影响最为剧烈,导致农户经济、生态福利的提升及社会福利的下降,传统型村庄受村庄扩展影响深远,降低了农户生态福利,新型农村社区具有较高的居住效用,有效提升了农户生态福利;(3)传统型村庄受土地非农化间接影响较强,经济福利得以显著提升,经济发达镇域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了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的生态、经济及社会福利;(4)农户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存在差异;(5)适度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工程,调控城乡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最后,该文提出了不同类型村庄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与调控路径。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实施路径选择及目标落实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对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明显,大致呈现“东西多、南北少”的格局;（2）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以湘东北为集聚核心,向西北、西和南3个方向逐层递减的阶梯状格局。高值集聚（H-H）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低值集聚（L-L）主要集中在怀化、湘西、张家界。（3）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是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铁路和主要公路的节点处。结论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空间集聚现象较为显著,其分布主要受到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的影响。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提质升级,注重扬长避短,缩小地区差异,加强产业融合,促进国家森林乡村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城郊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明清古街为例

本文构建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耦合动力模型,选取居民个人属性与景区经营管理水平两个变量,假设两个变量对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影响显著,以武汉市黄陂区明清古街为例,采用实地问卷和访谈调查,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受自身的性别、居住年限、受教育水平、收入来源的影响不显著,但受居民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景区经营管理水平对居民的感知具有显著作用,并且与对旅游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整体的感知四个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景区经营管理水平对居民对旅游整体的感知具有决定性意义,即较低的经营管理水平会负向强化居民对旅游整体的感知。     

耕地非农化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非农化的规律.研究方法基于GIS平台,分析耕地非农化的格局演变,探讨与其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京津冀地区在1995-2000年建设占地的数量较1985-1995年有所减少,且格局发生了轴向变化.由东北-西南向发展成了西北-东南向.研究结论低海拔的平整农田是非农化最集中的区域,转换面积占转换总量的72.49%;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变化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与不同等级的道路亦联系紧密.     

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地理集聚状况、地理联系程度、发展等级分异,以准确把握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59个乡村旅游特色村、100个休闲观光园区、82个生态旅游示范镇为研究样本,结合数学计量方法和GIS技术,综合运用基尼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估计值、乡村旅游等级发展指数,对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河南省的乡村旅游地类型丰富,按所占比例依次为山地景区旅游带、过渡区旅游带、市区边缘旅游带、小规模旅游带4种类型。(2)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趋于集聚,总体呈现出中西北部密集,东南部稀松的分布特征,地区间发展分异明显,且乡村旅游地与地区经济、人口要素匹配性高。(3)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多核心带动型,发展等级豫北最高,豫中次之,豫南和豫西居于中间,豫东因缺少核心带动城市而成为全省低谷地区。(4)人均GDP、人口密度、城乡人口结构、国家景区依托、公路铁路干道交通、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程度高,且与国家A级景区分布高度吻合,应注重打造乡村旅游与A级景区建设的协调发展机制,打造"大旅游"片区;同时高集聚分布也代表着乡村旅游地发展等级空间分异明显,应围绕豫东、豫南打造核心城市,以弥补发展短板。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考察并分析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试图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为今后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发展与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为西北地区其他省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方法]以甘肃省在建的2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规律,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最邻近指数R=0.71,表现为凝聚型分布,地理集中指数Z=26.73,均匀度C=0.016,表现为非均衡集中分布;空间自相关分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核密度分析的集聚程度,将示范村空间分布划分为三大片区,共形成5个中心区, 1个次中心区。[结论]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区域分布呈现出非均衡集中型状态,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乡村旅游示范村密度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呈现出多中心发展格局。乡村旅游示范村的分布格局受地形地貌与水文等自然因素以及政策、人口与经济、客源市场与交通、文化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     

县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的方法研究 ——以江苏省金坛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江苏省金坛区为例,基于斑块—基质—廊道生态网格,探讨县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的方法,以期提升区域生态功能,为其他区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提供方法借鉴。研究方法: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阻力面,采用最小路径法识别出潜在生态廊道,并基于重力模型最终确定重要生态廊道。研究结果:金坛区形成了主次分明、点线面要素齐全的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区域,面积占金坛区总面积的44.58%,其中金坛区重点保护区域占金坛区总面积的23.67%,并以此形成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责任追究的红线管控制度体系。研究结论:基于斑块—基质—廊道生态网格划定的县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可为区域土地生态保护提供重要参考。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耕地非农化风险及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研究目的:探寻合理分配耕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的方法,从耕地非农化风险角度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方法:联盟利益分配机制,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在耕地非农化中,各权利主体所担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假设各权利主体参与征地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各权利主体耕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为中央政府占26%,地方政府占22%,村集体占17%,农民占35%;运用"联盟利益分配机制"测算耕地非农化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是可行的。研究结论:以缩小征地范围、尊重农民意愿为条件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不仅体现补偿公平原则,也符合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改革方向。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要参与人,其意愿与决策是土地流转的主要依据,因此,研究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对解决农地流转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江苏省典型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农地流转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市场与产权状况、参与主体状况;其中,人均承包地面积、人均非农收入、家庭农业人口数和受教育程度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陕西省县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不同县区时空上的变化与作用关系。[方法]构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三维指标体系,同时确定了契合研究区背景的指标阈值,分析了2000—2015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了2015年区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0—2015年陕西省县区土地利用单项功能及总功能值逐步提高、但动态变化幅度不大、单一功能向多功能缓慢转变,仍以生态功能为主;(2)陕西省生态功能对土地利用总功能的影响最强为0.308,人口密度、土地垦殖率、封山育林总面积分别为社会、经济、生态功能的主要指标,且各层级因素两两交互后协同关系显著。[结论]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为维护社会、发展经济、保护生态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是促进区域土地可持续发展有效手段之一。     

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目的 探究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为该省乡村旅游多样化发展和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筛选湖南省的2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类型界定和划分,然后分别采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方法,从全省、地级市、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地综合分析。结果 （1）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可以划分为4个类型,包括自然景观类、休闲度假类、特色农业类、民俗文化类。其中休闲度假类比例最大（31.52%）,其次是民俗文化类（30.80%）,自然风景类（19.57%）,特色农业类（14.86%）。（2）湖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整体呈集聚状态,形成以“长沙—湘潭”为核心的“常德—长沙—湘潭—衡阳”主体集聚片区,重点分布在为以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以及以长沙和株洲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周围。5A景点、水系分布、道路交通、中心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均对其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3）湖南省4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也均表现为明显的集聚分布,但是集聚态势各不相同,以特色农业类集聚程度最高,民俗文化类和休闲度假类次之,自然景观类集聚程度相对最低。各类型在地级市的分布相对均匀,每个区域仍有各自的特色旅游类型。结论 湖南省乡村旅游点分布整体呈集聚态势,且乡村旅游类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自身特色,做到精准定位。其次各类型协同发展,目前湖南省休闲度假类乡村旅游发展较快,需要严把质量关;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可以深入挖掘,尤其是湘西、张家界和怀化3市区等。此外积极推动高级旅游景区建设,完善湘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等,进一步推进湖南省乡村旅游的协调健康发展。     

广东省惠来县土壤硒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开展对广东省惠来县土壤硒的调查研究,系统采集了表层土壤组合样321个,深层母质土壤组合样79个,测定土壤全硒含量,并据此研究土壤硒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方法]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与一元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出土壤全硒含量与土壤理化性质和组分之间的相关性,GIS空间分析技术等方法对土壤硒的含量分布、富集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惠来县土壤总体属于富硒水平。硒含量变化于0.02～1.41mg/kg,平均值为0.50mg/kg,明显高于全国土壤硒平均值0.29mg/kg。表层土壤富硒面积为60.75%,足硒面积为28.35%;深层土壤中,富硒和足硒面积分别达到了72.15%和20.25%。回归分析表明,土壤全硒含量与铁铝含量、有机碳含量具有极显著正相关,与pH呈极显著负相关。[结论]影响惠来县土壤硒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成土母质,土壤pH、有机碳和铁铝含量及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全硒含量分布与富集也有一定的影响。整体来看土壤硒含量水平较高,应针对富硒、足硒土地制定合理保护、开发和永续利用的方法与政策。     

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耕地区位指数模型测算各子区域耕地面积的空间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的影响因素。[方法]文章运用地理综合分析方法分析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选取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科技5方面共12个指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时间变化来看,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整体呈现出递减趋势;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空间变化来看,总体来说,常州南部地区(溧阳区)为耕地密集区,北部(新北、钟楼、天宁、武进)为耕地稀疏区;从影响因素的效用来看,经济因素的影响效用大,尤其是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比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小,尤其是房屋竣工面积、公路里程。[结论]总体而言,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常州地区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下降幅度已基本得到控制。     

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以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对乡村旅游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影响乡村旅游综合效率的因素及影响程度,为推动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9年北京市怀柔、平谷、密云、延庆4个远郊区的统计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并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1）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均值为0.950,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平谷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DEA有效;（2）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变化受技术进步变化影响更大,2006—2019年呈现出先增长、再下降的变化趋势;农林水事务支出、观光园与民俗旅游从业人员、人均GDP、农业观光园个数等影响因素均对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综合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人均GDP、农林水事务支出分列前两位。[结论]加快乡村旅游资源整合、持续加大财政支农的投资力度、强化从业人员教育与培训,能够有效地提高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