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理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消费需求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得知,消费是经济波动过程中重要的媒介和中间环节,在乘数-加速数的作用下,消费需求总量的波动与因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引起的经济波动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消费结构方面来说,消费结构的升级如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相适应,则会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缓,否则会加剧经济波动。     

论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机制--基于高等教育的分析视角

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并非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在需求约束下,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职位配给制,人力资本通过“创造性破坏”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对他人人力资本造成负外部性,从而引起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波动效应

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尝试构建一个多部门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与参数敏感性分析测度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波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效提高和排放成本下降可降低社会边际成本、抑制通胀水平,有助于实现节约能源、环境控制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资本弹性系数越大,能源效率正面效果越显著,环境污染负面效应越严重,降低政府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越大;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刺激消费需求、抑制通胀等方面均有显著作用;刺激净出口可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改善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产业转型升级、收入再分配机制完善,对改善国内经济结构及平抑经济波动等均能起到积极作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对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服务业需求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时间和城市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2013年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影响比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更大。应继续大力扶持和发展机器人产业,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尤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服务外包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发展服务外包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基于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传导机制,引入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个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可发现我国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途径和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三者确实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大小依次为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人力资本优化效应。     

消费升级与企业营销对策

消费升级就是消费水平提高引起的消费结构改变。在经济变革时期，随着消费者的收入持续提高，消费升级成为必然。消费升级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会带来新的消费趋势：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趋同趋优；消费者需求越来越个性化；消费进入分众时代，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企业应积极应对，采取创名牌、文化适应、柔性化制造、电脑化管理、STP等策略。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下的消费政策效益

消费政策效益是指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消费政策的投入与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讲究消费政策效益,可以通过缓和经济波动来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可以通过推进产业升级全面提高产业结构效益,可以通过改善劳动者素质,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评价消费政策效益必须搞好消费政策成本与收益的核算。科学合理有效益的消费政策,必须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消费方式的转变。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与搭配研究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的框架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搭配效应.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贝叶斯”估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情景下的财政政策效应及其整体的经济波动效应,研究发现: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效应较为相似;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和债务水平的影响有明显差异;货币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大于财政政策的效果.     

文化视野中的期刊消费"人本"观

媒体一方面是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者个人人力资本提升的资源。期刊消费对增加个人资本的商品和经验的需求具有激励效应;期刊市场细分的基础是建立在亚文化群体需求基础上的。新形势下期刊出版要以研究消费者视角研究期刊出版传播,发展期刊消费中的有益行为,在效用递增的过程中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文章构建了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推动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政策含义是,经济新常态下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人力资本结构“极化”:城市化驱动与作用机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空间分异及"极化"现象,并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差距等三个维度考察其内在实现机制。结果显示：（1）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结构仍以中、低人力资本为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空间集聚明显;（2）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出现高、低技能人力资本占比上升,而中技能人力资本占比不断减小的极化现象;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水平与城市化的交互作用提升了高技能人力资本占比;产业结构升级、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的交互作用提升了低技能人力资本占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端服务业方向发展、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探究

本文运用Barro回归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三十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消费升级等反映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演变的部分持续效应较强,在持续增长前期占总贡献的40％,到后期占80％;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投入要素部分持续效应较弱,前期占总贡献的60％,后期只占20％;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持续作用呈现倒U型曲线。研究同时发现,后发优势的作用是显著的,但呈现L型曲线。     

财政支农、经济波动与农村居民消费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基础上,构建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对农支出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经济波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通过运用中国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相关数据,在使用多个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利用２ＳＬＳ和ＧＭＭ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对农支出确实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波动则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实证结果还表明,滞后二期的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消费有抑制作用,滞后一期则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时期内的 计划性和“棘轮效应”。     

消费需求升级与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选择

从微观角度讲,消费需求升级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消费需求的升级引致了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的重新选择。消费需求升级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对分工制度安排重新进行选择。在转型经济中,由于存在诸多抑制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选择的因素,因而市场的传导机制会受到阻塞,这就使得产业链中企业对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缺乏自主性。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使消费需求升级对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重新选择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作用机理及操作取向

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文章基于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分析了居民消费升级背景下消费需求特点的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并提出了我国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的操作取向:一是需要顺势而为,以居民消费需求特点的变化为导向,以消费升级为抓手,引领产业结构的优化,构建产业新体系;二是需要以政府主体能动性发挥为基础,保障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三是需要重点推进以服务消费为主导、信息消费为引擎、文化消费为支柱、绿色消费为支点的消费领域升级,挖掘产业升级新动力,激活消费升级所释放出来的潜在需求向现实增长动力转换的活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以脱贫致富实践为旅游资源的定制化扶贫旅游刍论——兼议“消费者下乡”的人力资本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

中国的脱贫致富实践样态丰富而成效显著,体验和参与各地独具特色的脱贫致富实践可以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高层次旅游消费需求。脱贫致富实践的吸引力、可感知体验参与性和多样化地域特性使其可以成为优质旅游资源,以脱贫致富实践为旅游资源的扶贫旅游（即“脱贫致富”主题游）还可以发挥“消费者下乡”的人力资本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进而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和提高扶贫效率。脱贫致富实践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由脱贫致富实践的各参与主体合作进行,可以由村委会牵头组建旅游合作社进行开发,也可以由关键扶贫主体主导开发,还可以由旅游企业与扶贫主体联合开发;多样化的“脱贫致富”主题游产品可以通过定制化旅游模式实现与消费者高层次旅游消费的精准对接;脱贫致富实践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其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对接,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等先进技术。应积极发展“脱贫致富”主题游,在满足消费者高层次旅游消费需求、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进脱贫致富实践的深入和转型。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了吗

人力资本是支撑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本文探讨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并基于FGLS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其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由东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大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工资上升是这一过程重要的传导机制.为此,政府在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应更重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并结合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智力扶持政策.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若干思考

收入陷阱存在于各收入阶段,表现为低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等收入陷阱。西方国家及"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告知我们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效应以及收入的公平分配。而中国目前人力资本投资及收入分配状况都令人堪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就不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乏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要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先解决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及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