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空间外溢与中国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

使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剖析了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的空间路径,从理论上剖析了环境规制空间外溢性的产生机理,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在污染产业投资区位转移中的空间外溢效应。发现中国污染产业投资的转移存在着空间上的路径依赖和时间上的转移粘性特征,表现为以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扩散的“晕轮模式”;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抑制污染产业投资,但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周边邻近地区普遍加强环境规制的作法所导致。因此,应注重环境政策的同步性和协同性,联防联控的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能有效推动污染产业向外转移。     

环境规制竞争与污染治理

基于200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地区之间的竞争,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竞争状态因污染类型不同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竞争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逐底竞争”,但废气和废物污染处于“弱竞争”状态,废水污染是“标尺竞争”;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EKC假说得以验证,否定“污染天堂”的存在,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     

污染产品贸易会诱使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对于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可能促使一国降低环境质量标准。本文建立分析污染产品贸易影响环境规制的计量模型,利用2001~2010年4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结合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污染产品出口会引起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而污染产品进口则会使环境成本转移到出口国,提高一国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污染产品出口贸易反而促进其提高环境规制标准。激励和加强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优化贸易结构,降低污染产品出口,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基于EKC和PPH假说的实证研究

测度工业行业污染强度和政策环境规制强度,利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基本上成立。同时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关系,污染避乱所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不过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污染治理的效果不同,东部最明显,然后依次为中部和西部。为应对污染产业转移,应实施环境责任追溯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民众诉求的畅通渠道。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

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lagh(2009)的研究,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条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普遍弱于东部地区。因此,若不加以重视,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环境规制下的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特征研究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追求GDP的冲动,使欠发达地区具有"污染避难所"的功能,近年来污染产业由东部向中部进而向西部转移日趋严重。文章利用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设计了地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污染产业和排放的地理空间格局变化特征进行实证。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提高欠发达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抑制污染产业转入;清洁化改造发达地区污染产业,从源头上控制向中西部地区的污染转移规模。     

企业集团内交易与转移定价——东北制药集团案例分析

本文以分析企业集团转移定价的应用条件为基础,以东北制药集团为研究对象,具体阐述企业集团转移定价的类型特点,重在剖析转移定价策略对企业集团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指出企业集团转移定价可能引发的内部代价堪忧和外部评价消极等问题,既需要引起企业集团的高度重视,也对政府治理改革和相关规制制度建设提出了挑战。     

环境约束下的索洛增长模型

为了考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环境约束的索洛增长模型。在不存在污染削减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及结构效应的情况下,存在一条经济增长的平衡增长路径,但此平衡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最终会走向污染陷阱。因此经济增长不能自发的解决污染问题,环境质量的提高依赖于污染削减的技术进步以及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转移。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有着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的国家会吸引大量的污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然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之后,给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或环境标准的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文章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影响是以东道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累加的诚实度(aggregated honesty)为条件的。     

WEEE和RoHS的行业指引效应研究

探析了欧盟“双绿指令”WEEE和RoHS实施后对我国机电行业的指引效应。指出在绿色壁垒日益严格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以牺牲劳动者福利和污染环境为代价获得的产品价格竞争力已经面临巨大困境。因此，应及时调整对外贸易的策略，树立绿色理念，积极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使单纯的价格优势逐步转变为科技与环保优势。     

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问题探析

随着全球环境污染事故的不断发生和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认定越来越重要,但环境污染的主体却往往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为了更好的补偿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损失,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转移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本文叙述了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进一步对我国在发展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运行规则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能够推动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的发展。     

环境保护政策分析:兼论环境税的相对优势

通过对环境污染外部成本的经济学分析,实现社会最优污染水平的手段:政府直接管制、排污收费制度、污染权交易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科斯定理机制、环境税收制度等,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和缺陷,比较而言,环境税收制度是目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最优手段,也是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重要方式。     

新农村建设环境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区转移农村导致的污染。农村环境保护存在环境立法不健全,环境执法工作滞后,农民环境管理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要改善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不力的现状,需从完善农村环境立法,加强环境执法工作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入手,完善环境法制,推动新农村建设。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浅论我国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

我国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同时受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 外部因素包括政府管制、金融与风险管理市场、供应链参与者、环境其他相关人员以及人力资本市场等;内部因素包括企业文化、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学习与创新机制、竞争优势等. 以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发现存在于我国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有政府环境管理力度不足、非政府环境组织作用甚微、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较低、绿色消费市场还未成熟、市场主体的绿色偏好较弱、企业内部系统缺乏动力. 针对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构建优良宏观环境,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提供保障;通过创设优良行业环境,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提供基石;通过健全企业内部动力系统,为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发展提供力量.     

从立法上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基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相克到相生。法律手段是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现行环境资源法存在着立法主流理论不能与时俱进,有较多计划经济色彩,相关规定虚位等缺陷。在完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时,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依法有序开发、开发与节约并举、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并重、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原则,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建立自然资源产权流转制度,推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视科技创新作用的法律调整。     

从立法上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基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相克到相生。法律手段是解决西部开发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现行环境资源法存在着立法主流理论不能与时俱进,有较多计划经济色彩,相关规定虚位等缺陷。在完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时,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依法有序开发、开发与节约并举、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并重、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原则,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建立自然资源产权流转制度,推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视科技创新作用的法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