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的兴起、现状与发展趋势

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的状况不同 ,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也不同 ,因而乡村治理格局也不尽相同。伴随着世界改革浪潮的出现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了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出现了乡镇一级设立的基层政权依法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此 ,笔者就中国乡村的“乡政村治”谈点己见…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湖北木兰乡个案分析

本文在对湖北黄陂区木兰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农村自治背景下对乡村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以及“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认为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财政与村财务处于困境，地税征收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村自治功能发挥不良，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乡与村利益矛盾突出等。文章还剖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乡村关系的形成及原因，“乡政”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乡村建制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

在社会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出现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富人治村状况的分析,探讨了社会分化背景下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富人治村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样态,根据国家权力在基层配置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资本主导、行政主导、公共规则主导三种类型,三者反映了基层民主制度的不同实践。国家是影响基层民主实践的重要力量,它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对国家的强调,有助于厘清学界对于富人治村的诸多争论,为社会分化背景下探索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提供借鉴。随着农村社会不断走向分化与多元化,国家既要通过行政放权给予社会更多自治空间,又要规范和协调各种利益与权力关系,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推进基层民主得到实质性发展。     

论民间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后果——对浙江省先锋村村治过程的初步分析

村治是各权力主体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成为村治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对村治的参与，一方面提升着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村级组袅权威的衰落，给乡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重建村级组织权威，实现民间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机制研究——兼议国家权力的实现基础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机制嵌入乡、村关系和村级治理的具体情境中。文章以"乡镇政府行动类型——村庄利益密集度——村庄社会团结度"为分析框架,在呈现不同类型村庄中目标管理责任制机制的差异化基础上,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府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及村级任务推进方式等方面,归纳出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村庄运行的一般逻辑。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村庄运行过程实质是国家权力传导至村庄社会并在与村庄社会互动中彰显自身的过程。而对目标管理责任制村庄运行机制的类型化呈现和总结,为审视现代国家权力的实现基础提供了依据。藉此,文章最后在国家权力的村庄实现基础方面作了延展式讨论。     

农村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向及其治理 ——来自粤北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公共权力日渐呈现异化的趋势。通过长期实际的考察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顺、乡村社会的无主体性以及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等是导致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四个民主”、改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乡政村治”新格局、强化村民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以及深化集体产权改革壮大集体经济等,以此实现农村公共权力的理性回归。     

农民公共权力观念分析

本文利用在山东省进行的调查材料,概括了当前农民对村,乡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公共权力的期望,评价和参与意识,分析了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离村频率,文化程度和职业的农民在公共权力观念方面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村级组织陷入了“有民主选举,无公共权力合法性提高”的困境,乡镇基层政权正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农民对国家的信任是目前农村基本稳定的保障。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的特征及均衡发展的路径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之间由强控制关系走向缓和并趋于互动。但是,由于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利益脱节,乡村制度性权力弱化以及财政困难使得乡村治理难有作为。而压力型体制的存在更是制约乡政村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乡政村治的治理环境,构建乡村治理结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细化乡村的职责权限,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产征收与国家政权建设——“土改”至合作化时期绩溪县磡头村公产的处置

安徽省绩溪县磡头村自清末至建国初期,都是基层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但民国时期乡区政权机构的设置尚不完善,而自"土改"至合作化时期,基层政权逐步征收了磡头村的祠堂、庙宇等村庄公产,设立基层政权机构和医院、学校、供销社、邮电所等公共事业机构,而这些机构都具有了国家权力的属性,甚至直接成为"党的事业",政治、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革命后社会初步形成。     

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改变了建国以来乡村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这将为中国乡村政治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湖北木兰乡个案分析

本文在对湖北黄陂区木兰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对村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以及"村治"对乡政务的影响,认为目前乡村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财政与村财务处于困境、地税征收压力与泡沫成分上升、村自治功能发挥不良、农村经济粗放发展、乡与村利益矛盾突出等.文章还剖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乡村关系的形成及原因、"乡政"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乡村建制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设想与建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改革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１９８３年“政社分设”后，全国乡（镇）、村在普遍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同时，陆续建立了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既继承了...     

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治理模式和路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从人民公社的全能型模式到目前真正的"乡政村治"模式,从对"民主"的探求到目前"乡村治理"模式的完善。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交替的,从实际治理情况看,"国退"并不理想,国家与社会的交锋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关注重心也有所转移,新的治理问题出现,研究路径也在变化。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农村经济变迁对村民自治的挑战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中国农村重新构建了“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但农村还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中。本文分析了这些变化对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影响，认为村民自治已明显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     

内蒙古：磴口要把新农村建成绿色家园

“庭院有树，村道有荫，田有护林，村庄染绿”，这是磴口县为新农村、新牧区描绘的一幅“绿色家园”图。在新农村建设中，磴口县把村庄整洁和四旁植树纳入建设总体规划，以此改善村容村貌。作为具体实施单位的林业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对全县确立的六个村嘎查开展了试点建设。     

让农民选择——农村经济组织理论与政策的反思

一、两种意见、两条思路、两个分歧 政社分设以后,“乡—村—组”这一农村行政系统很快便组织完备、功能齐全。乡政府是国家的基层行政组织:村民委员会从形式上说是村民的自治性组织,而实质上是国家行政组织的下伸,它主要完成乡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没有多大差别,只     

农村城市化应优先考虑"城中村"改造问题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农村城市化进程也呈急速推进之势。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是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各地以往的城市化，出于对拆迁成本、居民就业和开发利益的考虑，对农民居住比较密集的村庄敬而远之，结果造成城区绕着村庄走，许多近郊村庄，相继“融”入城区，出现“城中有村，村里有城，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的不协调景观。在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城中村”显然成了另类，他们陷在“城不城、乡不乡”的尴尬处境之中，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塌陷带”。被城市包围的“都市村庄”，如果错过本轮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机遇，则会极大增加后续改造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因此，为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农村、农民问题，城中村改造问题亟待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

围绕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学界在乡村精英研究、农村基层组织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要改变目前的研究现状，可能的进路应是进行整合性、多学科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唯有吸取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关系发展的经验，才能建构一种良性、协调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