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按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法静态比较分析了城镇、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运用城乡差别指数分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新变化。此外,本文还通过GE指数按组分解法讨论了城镇、农村、城乡之间对总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程度。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思考

文章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探索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提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措施。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

文章利用泰尔指数,对1990-2007年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通过考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变动情况,以及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变动情况,得出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影响我国城乡总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期望能够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政策性的启示。     

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基于多时点DID的实证

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多期双重差分法(PSM-DID)考察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在更换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器人应用可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规模更大、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缩小显著表现为降低高管超额薪酬进而缩小企业内超额薪酬差距。本文研究为探索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为我国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收入公平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对高分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可通过缓解一级数字鸿沟及二级数字鸿沟,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新型城镇化的单重门槛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农村数字新基建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20年来的数据,估算了使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实际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不仅高于最优路径,而且偏离最优路径的程度正在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超过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而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偏离最优路径,这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强度更大.要扩张居民消费,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本文的实证分析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方向和力度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可操作的参照系.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的演变与解析

一、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收入差距扩大了。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城乡分割、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要理解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需要分别考察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因为这四个方面的收入差距是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组成部分。1、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改革以前的农村收入分配具有很浓的平均主义色彩,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资料,1978年的农村基尼系数估计为0.21—0.22…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反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未来可以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农村数字人才、发展农村数字金融等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注重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缩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创新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企业创新被认为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缩影。本文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视角,以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创新对其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有利于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扩大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企业政治联系作为工具变量减弱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创新通过提升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偏向高技能劳动扩大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创新会降低高管平均薪酬,提升员工平均薪酬,提升高技能员工平均薪酬,降低低技能员工平均薪酬。创新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较弱,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创新水平提升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程度高于高新技术企业。除此之外,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还会扩大高低学历、研发与非研发型以及生产与非生产类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本文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企业创新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考,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基于共享发展视角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使用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部管理层与员工平均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显著下降,员工能够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降低国有企业和高管超额薪酬较高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作用更加明显,但是会扩大设立数字技术管理岗位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潜在机制的讨论发现,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改善行业整体经营水平、提升员工权利、制约管理层权力,从而缩小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的平均薪酬差距。本文为我国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母职惩罚与性别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性别红利”,对于家庭福利改善以及共同富裕实现都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从母职惩罚角度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母职惩罚，帮助母亲群体增强工作的稳定性和便利性并促进她们的就业参与，从而提高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地区、行业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镇与乡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断上升。这种变化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总体消费水平,乃至国家的内需拉动政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原因在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政府应加大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购买能力。     

经济增长压力、财政支出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协同实现“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本文结合增长目标管理,考察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03—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压力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差异是引发该非线性关系的主要原因。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提升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机理提供了新视角,为更加全面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基于多维视角的综合分析

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本文尝试采用多维数据从国内与国外、宏观与微观、直接与间接等多个视角综合考察数字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首先从宏观层面的国内、国外两大视角出发检验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之后以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存在的拉大高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并有以下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缩小了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潜在“U”型关系,创新是上述潜在“U”型关系的重要解释,这与以往研究显示的简单线性关系不同。第二,数字金融拉大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扩大趋势在高收入国家中更加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拉大了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同时得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实证支持。整体来看,本文不仅为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为如何通过数字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     

制造业智能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智能化技术应用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而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时代愿景下,智能化技术对不同部门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显著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地区异质性看,制造业智能化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异质性看,制造业智能化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尤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劳动力就业极化是制造业智能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文章最后为我国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提供了更科学的发力方向,也为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指出不同地区应对智能化产业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防止其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     

居民收入差距与通货膨胀关系(1978-2002)

文章利用AEG协整检验和均衡修正模型,对1978-2002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通货膨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差距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过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上升的压力,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其的影响却不显著。同时,通货膨胀将会拉大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影响更为明显。指出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引导城镇高收入阶层转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和投资行为,对于扩大内需、稳定物价、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共同富裕目标下全面缩小城乡差距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而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了我国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历史演进。进一步,本文全面系统梳理了农村与城市在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差距的现状。据此,本文提出应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要抓手,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切入点,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