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 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将2014年出台的环保约谈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8年地级市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验证环保约谈制度对污染排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不仅显著降低了约谈地区的工业SO_2排放、工业废水排放以及雾霾污染,而且促进了约谈地区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即环保约谈制度产生了强波特效应。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环保约谈制度比较敏感;环保约谈制度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本文结论为更好地落实环保约谈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重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成效,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并探析绿色金融和环保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资金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就越高,而预防性环保投资就越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强化资金约束程度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同时加剧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当环保压力较高时,会强化资金约束与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而当环保压力较低时,会加剧资金约束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上述效应比较显著。     

融资融券、管理者自信与企业环保投资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管理者自信和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自信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融资融券制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而且还能够缓解管理者自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发挥环境治理效应。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管理者自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弱和非重污染企业更为显著,融资融券制度的环境治理效应在非重污染企业更为显著。本文提供了管理者自信与企业环保投资以及融资融券环境治理效应的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完善企业环保责任体系和解决环境治理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环保支出、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识溢出3条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低清洁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对政府制定外贸与绿色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     

税收优惠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6—2016年6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额增加，这一结果在进行识别条件检验，并进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纠正样本选择偏倚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通过减轻税负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激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对小规模、得到信贷支持和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环保投资产生了更大的促进效应，但没有增加中部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研究结论对通过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协同激励企业绿色发展有经验参考。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政策的颁布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并结合PSM-DID方法考察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披露企业,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加应规披露企业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增加了环境监管部门、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媒体对于应规披露企业的环保监督压力,这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本文实证检验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有关文献,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激励企业从事绿色创新,因而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制度构建。     

区域环境压力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风险视角的分析

环境因素与企业投资密切相关,而环境如何影响投资效率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论文以2011—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区域环境压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区域环境压力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低。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审计师风险感知存在“遮掩效应”,影响了区域环境压力对企业投资效率作用。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以及环境责任履行越低时,区域环境压力与投资效率关系越明显。本研究拓展了外部宏观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渠道分析,对管理层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再考察——基于外资来源和行业差异视角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存在巨大差别,FDI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进一步分析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港澳台投资具有负面的环境绩效,而外国投资对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具有改善作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分析不同行业的外商资本金构成情况,发现不同来源的FDI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存在差异。FDI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导致FDI对不同污染物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论文为学者们关于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和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保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最主要的激励政策,环保补贴无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这或因为环保补贴中存在“偏环保绩效轻创新绩效”的结构性矛盾。为证明以上观点,本文利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环保补贴结构分解为环保研发补贴与环保非研发补贴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具有短期“环境导向”特征的非研发补贴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具“环保基因”和“研发基因”的环保研发补贴可通过缓解内外源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研发补贴在制造业和重污染行业样本中激励作用最强,而企业的政治关联及规模大小也会影响环保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第三,环保补贴政策设计应兼顾“环境”与“效率”,将短期环境保护与构建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的长效机制相结合,实现长期环境友好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