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理假说的所有权与债务期限结构关系初探

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企业债务融资重要的决策是如何选择债务期限结构。债务的期限结构是指企业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之间的构成比例关系。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志,它体现在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选择的倾向性上;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将产生不同的融资效应,其变化直接影响公司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监督机制直接发生作用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并且也对外部治理机制产生间接作用。企业所有权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     

代理成本、家族制度与我国的民营企业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家族制度的主流观点认为,家族制度是一种不规范的企业制度,这种制度本身是低效率的、落后的。的确,由于家庭系统和企业系统同时存在于家族企业中,家族制度存在着种种能够导致低效率的隐患,甚至有些家族企业的衰败可以直接归因于家族制度。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家族制度中的合理因素。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民营企业的涌现、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而家族式管理是我国民营企业中的普遍现象。如果缺乏对家族制度的深入了解,传统的评价只会使民营企业面临不利的舆论环境。实际上,除了文化因素外,我国家族企业的大量存在还有其经济基础。     

终极控制人特征、代理成本与公司价值

在股权集中体系中,终极控制人成为公司治理的热点.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表征代理成本的终极控制人特征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即第一大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代理层级与控制方式等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债务治理与代理成本

本文选取2006—201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代理成本角度，实证检验金融机构股权改革，特别是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机构债务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弱化了政府控股金融机构所造成的“预算软约束”，金融机构的债务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企业的代理成本下降。但同时造成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获取了数量更多的信贷资金，而且控股金融机构企业获取的信贷资金数量越多，过度公款消费、投资盲目扩张越严重，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弱化金融机构对控股企业的监督作用，形成另一种“预算软约束”。本文的结论表明，在我国金融机构股权改革中，仍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机构实行股权控制，同时需要金融监督部门加强对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监督。     

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传统以管理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不能恰当地反映管理者在职消费和职务侵占的真实水平,本文用经过Jones模型纠正的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总经理持股与否及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提供了私有制下总经理适当持股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可靠证据,为中国上市公司即将展开的股权激励计划提供证据的支持。     

企业债务融资结构研究--一个基于代理成本的理论分析

根据代理理论的解释,企业负债的原因是为了利用负债来约束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降低股权代理成本.但由于债务本身亦存在代理成本,因此,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必须在股权代理成本与债务代理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企业债务代理成本与债务结构存在紧密的联系.债务的期限结构、类型结构都将对代理成本的高低产生影响.企业债务中的债券具有的信号显示功能,有助于总体债务代理成本的降低.     

终极所有权资本经营与企业法人资本经营

从终极所有权角度讲,资本区分为私人资本、集体资本和国有资本,相应地,也就有了不同形式的终极所有权资本经营。终极所有权资本经营的结果会形成相应的企业。企业法人资本经营则成了另一种派生法人产权资本的经营,从而与终极所有权资本经营构成资本经营的两个基本层次。     

审计行业专业性、债务代理成本与违约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业性与公司债务代理成本及违约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审计行业专业性与公司债务代理成本、违约成本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审计行业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债务代理成本,降低公司违约成本。研究结论从审计行业专业性的角度丰富了代理问题的相关文献,并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审计行业专业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大股东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利益输送方式选择

论文研究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大股东利益实现方式的选择。研究认为:在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下,资金占用和现金股利都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实现的方式,而选择何种方式有赖于大股东在特定所有权安排下的利益权衡。当大股东具有较高现金流权时,倾向于选择实施高派现股利政策,资金占用相应减少;反之亦反。     

债权的代理成本问题综述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股东和管理当局的利益函数和收益函数并不完全一致由此产生了代理问题.企业代理成本的存在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对代理成本进行准确计量并找出关键的影响因素进行控制是管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债券融资入手对代理成本问题做一个理论综述.     

代理能力与代理成本:一个关系嵌入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7—2010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的A股数据,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嵌入分成亲人、熟人和外人三类,并实证检验了这种关系嵌入对代理能力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所有者聘用外人关系的经营者比亲人和熟人关系的经营者能显著提高代理能力,而其代理成本和聘用熟人关系的经营者没有显著差别,聘用亲人关系的经营者比非亲人关系的经营者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从实证结果我们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现行的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终极控制人、终极所有权与战略委员会治理需求——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战略委员会制度的自愿性治理需求这一特殊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终极控制人对战略委员会的治理需求,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控制人比其他类型控制人有更强的战略委员会治理需求,地方政府、民营、特殊法人控股股东有更多的控制权及控制权收益诉求;除了中央政府控股股东外,终极所有权的提高一般会降低战略委员会的治理需求;两权分离度的增加会降低战略委员会的治理需求。除了有提高管理水平的动机之外,设立战略委员会亦有缓解代理冲突、获取控制权及控制权收益的动机。     

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的配置效应,从家族整体、家族成员个体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视角研究家族所有权的配置方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持股会显著影响公司业绩,家族利益与公司业绩正相关;但是,家族所有权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配置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呈U型关系,且单人持股家族企业比多人持股家族企业的业绩更好。最后,本文还检验了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以家族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冲突对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的影响,发现传承冲突越高的家族企业业绩越差、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被削弱。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企业需要在家族整体和家族成员个体层面同时合理配置家族所有权,以避免家族内部冲突对企业的不良影响。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两类代理成本、流动性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代理成本与流动性风险作为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同质量公司的表现会有显著差异。文章根据财务质量对样本上市公司分类,并对各类型质量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流动性风险呈"U"型关系,总体样本公司债务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高质量公司与中等质量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低质量公司流动性风险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并与债务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1)低质量公司,选择债务期限结构时,在流动性风险约束,债务代理成本两者中,更多地反映了债务代理成本的外部因素;(2)中等质量公司则从公司成长、发展的角度选择债务期限结构;(3)高质量公司由于在较强的财务能力保证前提下,主要从降低自身股权代理成本角度出发选择债务期限结构。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的A股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西方成熟的理论以及我国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及资本市场的特点,提出假设,使用数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基本工具,对债务期限结构理论中的代理成本理论在我A股上市公司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探究。     

债务融资和掠夺-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95家公司为样本,本文重点探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无论是用短期债务融资还是长期债务融资来衡量,银行借款行为都反映了家族终极控制人的掠夺动机。具体表现为: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大,负债融资的比例越高;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地区,这一特征尤其明显。这说明上市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挥债务的治理效应,而是为了增加其可以控制的资源,为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提供便利。本文的分析有提醒金融监管当局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含义。     

代理成本、股权结构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以2007～2009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背景,对代理成本、股权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债务期限结构呈U型关系,提高股权制衡度会延长债务期限,债务期限结构的合理选择可以有效减少代理成本;随着自由现金流量和流通股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适用短期债务,从而抑制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减缓代理冲突;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公司倾向于选择长期债务,可以有效避免清算风险.     

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和国际学术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上市公司,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分离,我们称其为"金字塔结构之谜",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时,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本文还发现,终极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平均为33%,远远高于CDL(2000)东亚经济体的样本均值。此外,家族作为终极控制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占较大比例,大大高于早期的样本;和其它东亚经济体相类似,家族倾向于以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得较多的控制权,与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存在较大差异。终极控制人性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