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为检验近年来我国迅速增长的OFDI是否获取了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的动态形式,实证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OFDI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逆向技术溢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滞性;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依次减弱;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基于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006~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以14个OECD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探究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吸收能力。使用系统GMM回归方式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具体体现为对技术变化的显著正向影响和对技术效率变化的显著负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8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积极逆向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投资对我国各省区的逆向溢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东道国的老人抚养比衡量东道国工资成本,区分中国OFDI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源寻求。通过加入投资动机与中国老龄化的交互项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OFDI。研究发现:除了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以外,其他三种动机均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加强,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是受政治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现阶段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规模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检验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国内研发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中部地区能够促进产生逆向溢出效应的因素则限于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而西部地区只有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使其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动态系统GMM估计和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母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探讨了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情境下存在,显著地促进了GTFP的增长,能够成为新时代下提升中国GTFP的新动能; OFDI对GTFP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OFDI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GTFP的增长,而对中西部地区GTFP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门槛条件下,OFDI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在制度环境门槛约束下,OFDI与GTFP之间呈"U"型关系,只有制度环境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OFDI才能显著地促进GTFP的增长;结合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模型进一步分析可得,在环境规制和制度环境不同门槛条件下,OFDI对不同分位点处的GTFP有不同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利用索洛剩余法测算东亚新兴经济体各国(地区)1980-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动态性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东亚新兴经济体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正效应,但传导途径差异较大;而香港表现为负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进口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

进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两条主要渠道。本文在对CH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考察了进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使用面板数据就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和外资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吗? ——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匹配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 投资和产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快速O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寻求型企业OFDI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和产出,但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生产资源寻求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带来了国内"产业空心化";战略资源寻求型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具有替代作用,短期不利于国内投资和产出,长期促进国内投资和产出.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动态及展望

技术寻求型OFDI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使得OFDI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议题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争相研究的热点。由于在技术和研发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如何通过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国内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命题。文章从我国企业OFDI动机探讨等五个方面,对现有相关研究最新动态进行述评,并基于此就该问题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驱动区域两阶段绿色创新的异质调节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大于前者;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绿色技术研发阶段和绿色成果转化阶段分别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在两阶段应分别实施更为严厉和强度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调节策略;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的动态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在两阶段绿色创新过程中,东部地区均应比中、西部地区实施更为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将发展中国家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纳为逆向技术溢出基础上的研发反馈效应及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采用我国2003-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已开始突显;且只有面向发达东道国的OFDI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总体来说其研发反馈激励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不显著。     

中国FDI、OFDI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部6省2003～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建立回归模型测算FDI、OFDI、区域自主创新和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影响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的FDI和自主创新能够推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OFDI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效应。另外,影响因素研究中,人力资本因素仅对OFDI具有正效应,而技术因素则同时对FDI和OFDI的溢出效应有推动作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分价值链统计的OFDI存量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而非经营性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依靠研发机构的溢出,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制造和营运机构的溢出,而在西部地区,贸易机构也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东中部地区,FDI仍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只有在西部地区,OFDI才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与境内资本的研发效率呈现出替代关系;货物进出口贸易对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母国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文章选取200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进行指标构建与测度,并建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三种中介指标,基于多重中介效应分析OFDI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提升经济安全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在OFDI与经济安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干预程度强弱对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安全水平的关系具有明显异质性：弱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强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一定抑制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和金融发展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寻求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不明显,中国在制度寻求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安排。以上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