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采用SITC3分位数据,对1992-2012年间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制成品领域内,制造业贸易在两国贸易总额中占主导地位,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结构已由产业间贸易为主导变为产业间、产业内并存的格局;中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受中日人均GDP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以及中国企业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中国应鼓励技术创新与应用,合理调整引资政策,改善投资软环境,以促进贸易模式由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向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转变。     

中国与RCEP伙伴国贸易效率及其发展潜力研究

充分挖掘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潜力,对推动RCEP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及RCEP贸易伙伴国的GDP、中国人口总量,相邻边界、是否沿海和自由贸易协定都对贸易总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距离对贸易总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贸易非效率模型的解释变量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贸易自由度能够抵消贸易非效率的影响,是推动双边贸易的积极因素;（3）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贸易拓展空间也较大。未来,应从提升贸易自由度、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采取差异化的贸易政策等方面着手,加强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合作。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     

非对称贸易成本如何影响出口边际

本文利用1995-2013年CEPII BACI及全球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边际及非对称关税等价贸易成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和2SLS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检验了中国与TPP协议国双边贸易成本对分解后5种不同出口边际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双边经济总量、汇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效技术研发水平及其他变量之后,贸易成本与出口边际呈显著"U型"关系,成本拐点显著存在;出口边际扩张存在显著时序惯性,价格边际和广度边际受到的影响幅度普遍偏高,敏感性高于数量边际和密度边际。未来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重点应依靠价格边际和广度边际的稳健扩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数量边际扩张。     

动态比较优势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的开放,世界服务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贸易竞争力不强。本文借鉴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相关内容,通过分别讨论技术革新以及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作用,进而总结出推动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进而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旅游服务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支柱。从近年来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总体发展概况、旅游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逐步开放情况以及主要旅游服务贸易伙伴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并针对出境游市场、邻近地区市场及旅游企业集团等方面提出了未来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     

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实证分析——基于1998-2007年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本文首先选用相关指数对中国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解和测度,然后运用面板数据分别对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总体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相同,都与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外资影响和要素禀赋呈显著正相关;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呈显著负相关,与产品差异程度、规模经济、外资影响和研发费用呈显著正相关。最后,文章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的战略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与我国钢铁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分析

根据HS八分位将钢铁行业分为204类产品,并利用我国与168个国家(地区)的1 6748个出口数据将出口分解为广度边际(EM)、集约边际(IM)、价格因子(P)和数量因子(X),从二元边际的角度分析我国钢铁产品出口增长的途径,实证表明:集约边际对钢铁出口增长的作用大于广度边际,国家间出口的差异来源于数量因子,而价格因子的国家间差异较小;此外,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成本对出口边际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     

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与污染品产业内贸易模式的转变——基于54个国家352对南北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当做一种要素禀赋纳入H-O-V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同其他要素如资本要素、劳动要素以及土地要素对54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的四大污染品部门净出口总量的影响。环境规制越低,污染品出口总量越高。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影响污染品出口总量,并能够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污染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流向。另外,本文在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分析需求偏好差异、供给差异以及环境规制差异对352对南北贸易对象的污染品贸易模式的影响,指出人均GDP差异越大、环境规制差异越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容易发生污染品的产业内贸易(IIT),相反越易发生产业间贸易,指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可能会带来成员国环境规制的趋同。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检验——基于贸易增长途径的视角

运用贸易增长分解方法,将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从贸易增长途径这一新视角探讨了中国与东亚各国的相对分工地位。研究结果显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四国对中国的出口以价格增长为主,而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主要以数量增长带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这说明中国并非位于分工体系的底端,而且其分工地位将逐步提高,因为在东亚七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数量增长表现出了趋于主导的态势。由此看来,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处在上升阶段,并逐步向分工体系的高端收敛。     

全球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是影响一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本文收集了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2年的贸易多样化、贸易集中化和贸易互补指数,并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方法 (SFA)对各国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进行分解和测算。研究发现,世界各国与地区的贸易效率不断上升,且非OECD国家与地区的贸易效率较高;而贸易潜力也呈上升态势,但OECD国家的贸易潜力上升幅度比非OECD国家与地区大。同时,各国的要素投入规模效率为正,说明贸易投入与贸易增长成正相关,但是要素投入的影响效果相对较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贸易多样化程度分别与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呈负相关关系;贸易集中化程度和贸易互补指数均与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呈正相关关系;但贸易多样化、贸易集中化以及贸易互补指数对要素投入的贡献均不显著。     

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基于入世前后的评估

本文通过对影响中国纺织品贸易因素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线性回归,分别得出了入世前后影响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决定因素及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在入世前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产品的质量层面,入世后则转向数量层面,而且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基础性要素优化路径——基于修正的“钻石模型”视角

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重要课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受多种要素制约,不断优化影响服务贸易的各项要素质量,尤其是其中的基础性要素质量,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意义重大。文章认为服务贸易基础性要素质量优化的路径有以下几种:一是,完善支撑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重视国内需求且改善服务贸易需求结构;三是,扩大招商引资力度以促进投资主体及市场多元化;四是,充分发挥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对服务贸易的支撑作用;五是,打破行业垄断以推动服务企业创新。     

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马两国贸易结构的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马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研究,采用了全球通用的海关编码和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双边货物贸易数据。研究表明,中马货物双边贸易中,12类为产业间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余5类为产业内贸易,由技术差异产品、水平差异产品和垂直差异产品形成。本文最后提出了提升中马货物双边贸易的对策,即发挥两国商品互补性优势;整合、重构价值链,提升产业内贸易;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加快推进产能合作,减少贸易摩擦;利用马来西亚贸易地位优势,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     

中国产业内贸易:基于国家特征的经验研究

产业内贸易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反映一国市场应变能力及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了2000—2004年数据对影响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国家特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需求相似程度、要素禀赋差异、距离及文化背景这三个因素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     

中国省级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服务贸易出口模型,首次估计了投入类要素和约束类条件对中国省级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对近年来中国各省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偏低且省际差异巨大,北上广三地出口效率高达90%左右,沿海发达省份接近50%,而内陆省份普遍仅有10%左右,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各省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巨大。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服务业外资流入、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各省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贸易自由化与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国2003—2019年279个地级市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直接影响机制，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改善了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改善劳动力配置扭曲没有显著效果；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创新两种间接机制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并未通过间接机制产生积极作用；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分别存在劳动力配置不足与过度的情况，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改善两类服务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     

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很多,很难将其归入一个模型进行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归纳分类,进行回归模型的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外贸易总额的增加,开放国内市场,提高服务业规模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较大,同时,研究发现,人民币贬值,对服务贸易有正向较大影响。因此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利用服务贸易出口优势应为主要手段。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基于规则网络结构权力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机制分析显示,共同的第三方贸易规则关联对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存在促进效应,但该影响随着与第三方经济体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数量的增长逐渐减弱;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的结构权力会推动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增长,而网络节点的结构权力会稀释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揭示,规则条款和规则模板的不同对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随着规则广度的扩张和深度的强化,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中国在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规则的深度,还要注重伙伴关系的选择,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中越贸易发展研究

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和越南间贸易总额不断增加,贸易规模逐步增大,中越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1992-2015年中越贸数据,从贸易总额、贸易流量、贸易结构和互补性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越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