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基于中国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在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测算的基础上,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产生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存在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而外资进入速度和规律性则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发达国家外资是提升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主要推动力,港澳台地区外资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技术水平显著调节外资存在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但调节作用因外资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异。我国应继续发挥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实施有选择的引资政策,创造公平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这是提升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推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要途径。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核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WIOD数据库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核算,并通过SDA方法考察各种结构性因素变化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变化的影响。发现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速度最快且总额最大;但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且下降程度最大;其他样本国对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的贡献力度整体大于中国对其他样本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的贡献。SDA结果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业前向国际产业关联变动和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系数变化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增长的两大抑制力。而其他四种因素的变动总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增长,尤其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来源地规模增长和中国纺织服装业后向国际产业关联加强。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构建更加安全的纺织服装业全球价值链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

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直到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我们对服务业作用的认识从作为中间投入提升到服务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最新的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测算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并初步考察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的价值.研究发现:(1)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比较少,主要通过隐含在制造业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各行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与相应行业总值出口的比率几乎都大于1,且该比率远大于第二产业.(2)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按增加值测算方法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3)无论是按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还要低.(4)中国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研发、管理)的比重较低,导致出口中来自制造业部门的内置服务活动价值的贡献很少.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真实外需的劳动含量与技能构成

本文基于贸易要素含量模型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构建增加值出口劳动含量的测算方法,利用1995-2009年WIOD数据测算增加值出口的劳动含量及技能构成,比较各国真实外需拉动就业的情况,并进一步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高估了中国真实外需劳动含量20%左右;入世后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劳动含量迅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增加值出口规模的扩大;新兴经济体实现单位增加值出口需要投入更多劳动要素,因为在国际生产分工中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工序,低技能劳动投入比重较大;相对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美两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需的就业拉动及劳动技能构成差别更大。     

中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值分析

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已经无法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贡献,而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却可以评估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收益。本文采用增加值贸易的核算方法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进行了重新计算,发现传统统计方法的出口贸易比增加值方法高出20-40%。另外,传统方法和增加值方法计算的我国行业出口占比也存在较大差异,传统方法的制造业出口占比被高估了10-20%,服务业出口占比被低估了10-20%。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研究,是深入分析增加值贸易中的国内部分的微观基础性工作,对于认识增加值贸易中企业层面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归纳与梳理了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脉络,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影响,详细评述了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两类方法,并提出了深化研究的方向。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研究综述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研究,是深入分析增加值贸易中的国内部分的微观基础性工作,对于认识增加值贸易中企业层面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归纳与梳理了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脉络,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影响,详细评述了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两类方法,并提出了深化研究的方向。     

要素比例、技术差异与出口增加值——基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出口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增加值贸易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构建了要素比例、技术差异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密集度、要素充裕度,以及相对生产率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但资本要素的影响不显著;要素比例对不同产业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需要通过优化出口结构、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例、调整资本流向和缩小技术差距等途径促进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增长.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测度研究——基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视角

本文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收入分解方法对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电子与光学产业为例,中美贸易并不存在"里昂惕夫悖论",技术和要素禀赋共同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1995—2011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于"1"的平衡状态,中美相对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在双边贸易利益分配中美方获益相对较大; 1998—2005年,伴随两国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降,初始比较优势的强化使得美国的相对贸易利益增加; 2006—2009年,随着技术差距扩大幅度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减小,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上升,两国贸易利益分配趋向平衡;中国在高技能劳动的利用上具备潜在比较优势,但相对于要素禀赋的优化,技术的滞后调整削弱了中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获利能力。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中美贸易为例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本文利用WIO数据库中1995-2011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估算了中国制造业总体及其细分的14个行业向美国的出口增加值。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体现在出口增加值逐年增加;剔除出口扩张数量效应,出口增加值率稳定在[40%,50%]区间内,短时期内很难快速提高;在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计量模型中,长期内垂直专业化程度对增加值的影响高于其它变量,其余依次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经济,而短期内变量的影响程度排序与长期恰好相反。     

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测算与行业结构解析

增加值贸易核算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考察一国或地区生产的增加值通过各种路径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的状况。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呈上升趋势,1995~2011年的增加值出口比例变化显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强度不断增大,出口行业结构变化是该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价值链合作,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出口贸易对中印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在出口贸易已成为中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产品内分工正在快速深化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视角提出测算出口贸易对GDP形成的贡献率,出口贸易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以及单位出口产生的国内增加值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方法,进而利用WIOT数据库数据测算了出口贸易对中印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中印GDP形成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但单位出口产生的国内增加值呈下降趋势,出口规模扩大是出口贸易对中印GDP形成贡献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出口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印度出口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大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观察发现,纺织及服装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传统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对中国GDP形成的贡献率均呈下降趋势,中印均由主要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转向主要通过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核心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出口贸易对印度经济增长作用明显大于中国。     

基于引力模型的洋葱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我国洋葱的生产及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19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洋葱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影响中国洋葱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洋葱出口贸易主要受到空间距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贸易伙伴国洋葱产量、人口规模以及汇率等因素的影响。最后从优化贸易环境、完善贸易结构、稳定和开拓贸易市场等方面提出扩大洋葱出口贸易,我国应优化贸易环境,加大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稳定中国洋葱出口现有市场,促进双方洋葱贸易良好发展;积极开拓洋葱出口新市场,挖掘中国与伙伴国的洋葱贸易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