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SU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作为主要新兴经济体,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在对1995~2011年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SUR模型就我国对这些主要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发展阶段相似、地理位置近以及双边较快的经济增速有利于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却对其有消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口商品档次目前尚能满足低收入新兴经济体的进口需求,但却不适应较高收入新兴经济体的消费偏好。此外,运输成本对出口的影响要视双边贸易的竞争性或互补性而定。     

我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引力模型和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为代表,借助引力模型,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出口的影响因素问题。结果表明,贸易摩擦显著影响了我国对其出口;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应视进口国货币汇率变化情况和双方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程度而定;拉美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会降低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双边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出口提供了有效保障;虽然我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出口较多,但利润较低。最后还从经济与贸易角度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际服务贸易影响因素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基于14个主要服务贸易经济体1990-200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首先采用常斜率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从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和显示比较优势等方面对我国和世界主要服务贸易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总结出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低下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对策建议。     

工资上涨与增加值出口——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导致劳动力资源紧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劳工成本不断上涨。新兴经济体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本文借助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工资上涨对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资上涨并没有阻碍新兴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反而促进了出口,这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共同作用下,新兴经济体仍能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分样本来看,各类型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都会推动增加值出口,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促进增加值出口增长幅度最大,低级技术工人的促进作用最小。最后,预测了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贸易潜力,多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再造型,建议拓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合作,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角度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     

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检验

以Anderson和Wincoop(2003)模型为基础,推导出用以测度一国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推导模型和UNCTAD对全球创意产品的贸易统计数据,对2003-2012年中国创意产品向25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成本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影响其出口贸易成本的诸多因素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贸易成本和贸易难度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低,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差额、文化差异水平、平均名义关税水平及贸易对外开放度等因素与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正相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陆地相邻和优惠的贸易安排等因素与其负相关,地理距离等因素不是影响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必要条件。     

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的思考

近年来，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发展成效显著，已成为平衡中美在亚太地区经贸博弈的关键力量，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将对重塑亚太乃至世界经贸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文章从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现状出发，分析了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产业发展需求和我国数字产业优势，发现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在跨境电商和数字新业态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通过对亚太新兴经济体对外签订数字贸易条款的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进行测算，发现亚太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定数量以及条款质量逐渐赶超我国，给我国与其数字贸易合作带来诸多挑战。为此，从多层次增进数字贸易合作共识、以协定整合及规则对接构建数字贸易合作制度性安排、以发展需求为导向深化数字产业合作、打通数字贸易合作的数据流动通道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与亚太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的效率与潜力测算: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数据的跨境流动,促使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不利形势下,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综述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的效率和潜力进行测算,并探讨疫情后对双边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     

异质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是提高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有效路径,而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2006—2020年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依次检验低端、中端、高端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端创新抑制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中端、高端创新促进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且创新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低端、中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高端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出口优势之间存在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     

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数字贸易效应测度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是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2014～2018年的双边数字贸易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签订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RTAs的数字贸易效应。文章首先使用LSDV法估计静态面板模型,结果显示签订含有数字知识产权条款的RTAs能有效促进缔约方的数字贸易出口;若进口方模仿威胁较强,则签订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RTAs能够促进对其数字贸易出口。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签订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RTAs能够促进缔约方数字贸易出口。文章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针对出口经济体、行业和细分规则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谈判的建议。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动态变化及国际比较——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采用KWW方法并基于2016版WIOD数据测算出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加值,以此为基础重新估算了2000-2014年中国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时期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总体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差距在逐渐拉大;按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类测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则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同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巴西和印度。     

贸易开放视角下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度的引入必然会对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45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贸易开放度差异的条件下,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对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会因贸易开放度的差异而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对于低开放度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具有较强的扭曲性效应;对于中等开放度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扭曲性影响有所减弱;而对于高开放度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并不明显,此时"李嘉图等价"假说成立。研究发现,随着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贸易平衡的不利影响正逐步减弱。     

中国的出口潜力:总量测算、地区分布与前景展望——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考察2000-2008年间中国对1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商品出口数据,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计量方法,本文揭示了我国出口潜力的地区分布与历史演变特征,并测算了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出口潜力。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自2007年开始转入"出口不足"状态,特别是对亚洲近邻的市场拓展相对滞后。展望后危机时期,在全球经济保持稳步回升的条件下,中国在2010-2015年间潜在的出口增速可达31.1%。综合出口潜力的规模指标与成长性指标,我们认为,后危机时期中国出口市场结构调整的总体导向应是:在保持欧美传统市场份额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重心逐渐转向出口潜力较大的亚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密切中非经贸合作关系,使其成为未来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潜在对象。     

贸易结构、分工经济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

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出口相似指数过高,在发展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竞争,不同区域成员贸易结构和专业化分工特点也影响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文章以亚洲经济体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为例,采用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模型,定量分析贸易结构、分工经济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分工都是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业出口研究——基于44个经济体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44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能显著促进一国的服务出口,制度环境的改善对服务出口也有积极促进作用.发展中经济体要促进服务出口,需要签订更多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协定,同时要不断加快国内市场化改革,提高自身的服务贸易竞争力.     

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及思考

受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的带动,2010年世界贸易创下14.5%的增幅,为60年来的最高。WTO同时预测,受中东和北非动荡局势以及日本灾难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到6.5%。全球出口贸易额在2010年强劲反弹,增幅创下1950年以来最高纪录,一改2009年骤降12%的颓势。其中新兴经济体表现尤为突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出口2010年增幅28.4%。面对着如此大的出口数据,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TBT措施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研究——以出口中东欧国家为例

本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TBT措施对我国向中东欧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影响,详细构造了行业-年份-目的国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TBT措施对我国向中东欧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TBT措施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一带一路”倡议的签署对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现代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现代服务贸易的总量和分部门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决定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双边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距、进口国服务开放度和人民币汇率;空间距离和加入APEC并未对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显著性影响。     

我国出口国(区)别分布及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1997-2008年我国对25个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等面板数据建立了6个贸易引力模型,筛选出了两国首都(城市)之间贸易平均里程等10个影响贸易流量及出口增长的因素,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对我国出口流量的国别分布以及出口增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本文给出了某一年份我国对不同贸易伙伴的名义和实际出口增长潜力的测算方法。     

拓展中国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关系——基于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比较分析

随着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中国正在加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步伐。为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在新兴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测度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指标,首先计算了SITCRev.3至5位码下2600多种制成品的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将所有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从低到高排列后分成五类,然后计算了中国与11个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每类产品上的出口份额,构建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技术结构。通过比较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技术结构,考察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贸易的竞争域、贸易的发展空间、贸易的发展潜力,以及这种相互间的贸易替代域与贸易发展空间的动态变化。分析结果表明:入世以来,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继续升级,但是升级速度落后于印度;中国与印度、越南相比,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与俄罗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相比,中国在高技术和中偏高技术制成品上处于劣势。在这种后追前堵的趋势下,中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国与各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出口技术结构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