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中国制造2025的碳减排目标会实现吗

2016年～ 2025年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午,也是对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检验的十年,因而预测制造业的碳排放并做好阶段性控制工作,是我国制造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任务.基于Kaya恒等式,引入能源结构、高碳产业比例、人民币汇率、加入WTO等变量,构建制造业碳排放协整方程,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碳排放增长与人均增加值、能源强度、能源碳强度、高碳产业比例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预测出2025年制造业在积极情景、消极情景、基准情景下的碳排放水平及2020年～ 2025年制造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速;然后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2025年碳排放可能的取值范围进行模拟,得出我国制造业2025年的碳排放水平值;最后依据产业结构失衡度倒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得出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碳排放构成比例,为制造业、进而为中国经济2020年～2025年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勾勒出碳排放路线图.     

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碳减排效应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国家战略目标驱动下,农业碳排放作为中国温室气体重要构成部分正式踏入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的转型路径,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提升将对减少农业碳排放发挥重要作用。基于农业保险在碳减排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运用2010-2019年度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在显著性水平下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能有效助力碳减排的积极效应的结论,并从保险产品创新、保险资金融通渠道、农户低碳经营理念及政策性农险补贴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以降低碳排放量、提升碳汇能力,着力实现农业碳中和。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理论和实证分析

碳减排对我国缓解气候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数字普惠金融和能源结构调整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维度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我国整体的碳排放,且能源结构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抑制碳排放,同时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源结构促进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中覆盖深度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与空间效应

“双碳”目标为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则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绿色金融对碳达峰的影响（碳减排效应）,鲜见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探究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经验分析,且缺乏对相应空间效应的检验。本文认为,绿色金融会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生产活动,促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领域中,这将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并增强地区碳移除能力,进而推动实现碳中和。具体来讲,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活动中节能减排投入的增加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进而从碳减排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通过绿色农业和林业开发提升陆域碳汇能力,进而从碳移除维度赋能碳中和;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及外资结构低碳化和生态化转变,进而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维度赋能碳中和。同时,在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和碳移除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运用动态SDM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样本地区的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赤字水平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降低本地的碳赤字水平,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相邻地区的碳排放和碳赤字水平;总体上看,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此外,节能环保支出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可以促进碳移除能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则可以同时促进碳减排和碳移除。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绿色金融赋能碳中和的传导机制,二是将碳赤字、碳减排和碳移除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碳中和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不仅会助力本地碳中和的实现,还会对相邻地区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强化其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并加强绿色监管,着力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绿色资源错配等问题,尤其应重视和避免“漂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记录,同比上升6%,该机构认为碳排放已经影响到了人类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推进,国际间金融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控制能源消耗,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才能保证社会资源平衡发展。因此,当前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绿色低碳经济战略目标,要求促进碳减排,推动碳金融发展。碳排放与金融市场相互促进,但弱化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影响效应。因此,本文侧重分析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进一步证实了金融风险对碳排放存在抑制作用,地区发展可借助金融手段减少碳排放,最后从在助力碳减排、管控金融风险、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优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参考。     

双碳背景下的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盛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数字经济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实现双碳目标的作用机理及影响程度,本文通过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究我国30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及其促进碳减排的实现路径、空间差异等,以期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思路。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动态演进、区域差异的特征,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数字经济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创新能力抑制碳排放强度增长等结论,并提出应促进全国各区域降碳工作协调发展,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等参考建议。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绿色低碳发展

创业活动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20年2 097个县域样本,在多维度理论剖析返乡创业影响碳排放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助于降低县域碳排放水平,促进县域绿色低碳发展,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多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旧成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费规模、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县域实现碳减排;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碳减排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当县域数字化和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碳减排效应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鼓励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同时,要注重推进县域数字化建设和要素市场化进程,提升县域间资源再配置的合理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空间计量研究

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从区域层面构建了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扩展STIRPAT模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各驱动因素对区域工业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同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实证考察了各驱动因素对区域工业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时空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区域间工业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驱动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碳排放,除能源强度、能源价格、对外开放因素外,其他影响因素均表现出显著性。因此,要实现区域工业碳减排,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工业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和外溢性,适当扩大低碳工业投资规模,完善工业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有效规划区域工业碳排放,实现区域工业碳减排的良性循环。     

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攻坚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发展“赋能聚力”和“加档提速”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基于2003—2020年2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用多期DID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产业转型升级是智慧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路径,其中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创新能力较好、具备经济集聚优势、严格环境规制的城市碳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双向赋能可以开创循环经济新格局,对区域经济减污降碳和绿色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文章的核心结论有助于激活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减排效应的“创新红利”和“结构红利”,也为实现“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愿景提供了路径支撑和决策依据。     

我国地区碳排放强度差异变化趋势分析

为考察我国碳排放强度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政府制定地区的碳排放政策提供数据参考,本文基于1995—2012年省际碳排放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及地区收敛性检验基础上,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四大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且中部省区间差异较大;从变异系数来看,地区间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未出现缩小态势;我国地区间碳排放强度存在σ收敛、绝对收敛及条件收敛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下降起促进作用,而工业化则有抑制作用;要实现我国碳排放强度目标,关键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发展,调整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为解决经济与生态平衡问题,我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创建绿色金融体系,以减少碳排放。本文基于2017年出台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且消费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以及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份更显著。因此,要发挥好试点地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倡导全民“绿色低碳”消费进而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因地制宜地搞好绿色金融发展。     

基于LMDI的广西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碳排放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对广西1995²010年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引起广西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动整体上增加了广西碳排放量,但影响较小,而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降低有效减少了广西碳排放总量。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政策扶持体系,加快推进工业绿色转型,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挖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碳减排潜力,切实促进广西低碳经济快速发展。     

基于碳排放LMDI分解的广西财政政策选择与优化研究

基于碳排放LMDI分解模型,对广西1995—2010年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引起广西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动在整体上增加了广西碳排放量,而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降低有效地减少了广西碳排放总量。因此,政府应该充分抓住低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两大碳减排着力点,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加快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政策,强化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扶持并优化节能产业和环保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促进广西低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中企业分配额的动态效应研究

市场化的碳减排机制被认为是实现全球低碳目标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针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过程中配额分配的合理性问题与碳减排过程中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矛盾性问题,本文构建包含自然-社会-经济多重系统的DSGE模型,分析比较不同碳配额分配比例下的碳排放权交易活动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引入使得棕色企业得到了技术改进,同时绿色企业显著改善了环境质量。其次,初始碳配额分配比例对系统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碳配额分配比例的降低,棕色企业技术冲击对中国短期经济的波动效果增强,而绿色企业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波动效果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通过调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碳配额的初始分配比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动态优化,为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长短期目标关系、提高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优化能力、重塑自然-社会-经济多重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吗?

低碳试点城市作为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实践参考。     

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评估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对碳交易试点地区整体减排效应和地区差异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碳价在碳交易政策对碳减排效应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在检验碳减排效应的基础上,探讨碳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各试点地区碳减排效果不同,其中湖北省和重庆市减排效果好于其他试点地区;碳交易政策通过调节碳价和约束控排主体规模,促进地方试点碳减排;碳交易政策发挥了减污降碳协同作用,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研究结论以期为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持。     

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O₂排放和PM_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