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城市群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多中心空间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04—2019年我国五大城市群为样本,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群内部多中心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多中心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城市群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空间溢出效应。建议各城市群提高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空间外溢效应,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市场一体化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兼论地方政府竞争的门槛效应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间高效分工的重要前提,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及细分市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市场一体化总体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资本市场一体化水平最高,商品市场一体化次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最弱;市场一体化及细分类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且在2012年之后市场一体化总指数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已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分别在2011年、2007年及2011年前后达到拐点;地方政府竞争在市场一体化及细分类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竞争处于第一门槛值与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市场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兼议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动态成长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基于"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视角,探讨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优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长,并且这一影响会因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生命周期阶段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对处于东部城市群、成熟期阶段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造业企业作用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互动关联效应"、"产业多样化集聚效应"和"市场准入提高效应"传导机制来影响制造业企业成长。研究结果为检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微观企业成长之间的"产城融合"关系提供了研究支持,也为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和城市功能分工、促进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决策参考。     

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来自三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和分析三大城市群的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水平。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的外部环境因素。结果显示：（1）三大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长三角最高,其次为京津冀、珠三角。（2）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二者间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现阶段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在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方面仍发挥显著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对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创新对二者协调发展的作用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落地转化。（4）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不利于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中国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运用SYS-GMM和门槛回归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而对模仿型创新能力具有抑制效果;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及模仿型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异质性;中国制造业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门槛效应,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显著影响了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门槛效应的发挥。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了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核算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明显存在东高西低的现象;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且在跨越第一道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更加显著,跨越第二道门槛值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溢出水平远高于第一道门槛值前的水平;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在门槛值左侧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在门槛值右侧开始呈现正向溢出。同时达到高研发投入、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机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同时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涓流效应”,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资源向外扩张促进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创新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有更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开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反而对经济共享发展有显著挤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构成的科技创新维度的估计结果中,创新产出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高于创新投入。     

金融集聚的地理结构及演进规律：虹吸还是辐射——基于城市群的研究视角

金融的集聚与扩散受到各类产业牵引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城市群中呈现独有的规律。基于273个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发现,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信贷资源产生近距离虹吸作用,但对外围的直接融资产生近距离辐射作用;中心城市对全国范围城市的直接融资资源产生远距离虹吸作用;信贷资源随着城市群发展阶段演进依次呈现中心对外围的“虹吸-辐射-饱和-衰退”效应,而直接融资则一直呈现出中心向外围的辐射效应;中心城市的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虹吸作用,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群功能分工则会增加中心城市金融辐射能力。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空间视角下电能替代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考察电能替代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是深入推进节能降耗、实现中国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分区域考察电能替代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电能替代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空间关联,分别形成了东南沿海和西部集聚区;（2）全国层面,能源强度存在滞后效应,电能替代均能显著降低该省能源强度,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电能替代每增加1标准煤,万元GDP所需的能耗降低0.76标准煤;（3）区域层面,各地区电能替代的作用大小存在差异,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4）能源缺口与科技进步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36.23%和12.60%。研究结论可以为深化电能替代、实现节能降耗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提高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受教育年限、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在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并存,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呈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密切,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本文通过剖析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机理,构建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武汉都市圈9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分析了2007-2017年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的交互耦合关系,并对其影响动力因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都市圈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程度逐渐减弱,空间上形成由“西高东低”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2）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为初级同步发展类型,但各市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异质性明显,经济增长率高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3）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动力开发不足,外向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呈不显著的负向作用。     

中国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STIRPAT模型构建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回归方程,利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货币信贷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并对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货币信贷、对外开放、能源消耗结构、能源强度、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均存在关于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异质性,高碳排放地区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更为显著的倒U型曲线.因此,建议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并且针对不同区域定制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措施.     

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与城市群发展——基于城市全球竞争力、全球联系度及辐射能力的分析

中国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必要以全球城市为坐标系考察中国城市体系结构。以全球1007个城市为总体样本,基于全球竞争力和全球联系度分析中国292个样本城市的层级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差异较大,大部分城市的全球联系度较低,不存在扁平化趋势;中国已经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的城市体系,具有明显的四级金字塔层级结构,但大部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弱;大部分主要城市已经被纳入各城市群的次级城市体系中,但中心城市在各城市群中的分布不均衡,多中心城市群与单中心城市群并存,并表现出“纺锤型城”“哑铃型”和“金字塔型”三种形态的城市层级结构。城市群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体系演进的具体形态和主要推动力量,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和聚集作用,以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发展和城市群间的协同发展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进而促进整体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