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下,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ESG理念愈发受到推崇。开放式创新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有助于驱动企业ESG表现提升,受到理论和实践界广泛关注。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并检验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得出结论：开放式创新广度、深度的提高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ESG表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开放式创新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企业应积极寻求创新合作机会,注重提升创新效率,合理应对外界关注,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政府需要发挥好监督作用,为企业提供适当的政策保障与金融支持。     

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企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责任日益受到投资者重视,其ESG表现不仅反映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能力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对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利用能力。基于此,以2017—2019年中证ESG评级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ESG表现会带来更多的绿色创新驱动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成果;(2)机制检验发现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有动力提高ESG表现,最终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提高ESG表现带来的创新产出最终会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广ESG理论的应用价值、丰富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支持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研究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较好的企业能够显著促进其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ESG表现通过融资约束影响财务绩效,ESG表现好,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更好,且对财务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     

海归高管会改善企业ESG表现吗？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资本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决策者视角出发,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海归高管对企业ESG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海归高管更注重企业ESG战略,能改善企业ESG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S）以及公司治理（G）均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第二,考虑外部调节机制,机构投资者关注与媒体治理作为两类外部治理渠道,均在海归高管与企业ESG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第三,价值效应检验表明,海归高管通过强化ESG表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创新价值效应。第四,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存在产权、行业以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表现为海归高管对国有产权、重污染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制度环境中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我国系统构建“高管战略驱动—外部机构投资者与媒体治理”的ESG推进体系,并为立足ESG制度建设驱动企业...     

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及第三方ESG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抵御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对企业风险的积极效应更加显著;东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市场风险;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更能抑制财务风险。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上市公司的综合水平,是体现双碳目标、推进绿色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标准。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及17个省份颁布或修订环保条例作为准自然实验,根据彭博数据提供的ESG得分衡量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探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从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表现,但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异质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高的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政府应加快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制度,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资产配置：刺激还是抑制？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ESG表现、市场势力与企业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传统发展范式下,企业依靠市场势力获得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ESG表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有助于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路径转变。现有研究多考察ESG表现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从间接调节机制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ESG表现对企业通过市场势力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价值链升级模式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ESG表现在市场势力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ESG竞争优势和市场势力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显著替代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持续改善获得的动态竞争优势越明显,对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的替代性也更强,国有性质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ESG竞争优势对市场势力竞争优势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两种机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路径产生影响。企业应积极践行ESG理念,政府应加快畅通绿色融资体系,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并行的ESG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通过践行ESG理念获取新型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链升级。     

绿色债券发行与企业ESG表现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一种直接的绿色融资方式。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是否会促进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式发展值得研究。文章分析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对ESG表现的影响,与我国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契合,也利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有效构建。文章选取2016—2021年中国A股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和发行普通债券未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研究发现,与发行普通债券的企业相比,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有更好的ESG表现,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发行绿色债券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实现对ESG表现的提升。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双碳”目标提出后,结论更显著。另外,发行绿色债券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对“E”和“S”的影响,对“G”的影响仅存在于制度建设。     

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

媒体关注是会发挥信息功能的正面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还是会发挥负面效应给管理者形成外部压力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在梳理媒体关注信息功能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对报道性质进行区分,发现非负面报道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负面报道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创新绩效。在影响机制分析中发现融资约束在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媒体关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

媒体关注是会发挥信息功能的正面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还是会发挥负面效应给管理者形成外部压力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在梳理媒体关注信息功能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对报道性质进行区分,发现非负面报道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负面报道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创新绩效。在影响机制分析中发现融资约束在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媒体关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成本—收益视角下ESG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成本—收益视角,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旨在解释ESG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ESG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从短期来看,ESG信息披露会降低企业价值;而从长期来看,ESG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实证发现6.358是其分界点。(2)ESG信息披露通过不同作用渠道影响企业价值。一方面,ESG信息披露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ESG信息披露更好企业会获得更高关注度,有利于吸引优秀员工,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企业应将ESG信息披露视为“价值投资”,而非仅仅关注成本—收益,并且应更关注ESG信息披露长期价值作用,将其纳入企业战略规划,自上而下贯彻ESG理念、履行ESG实践。投资者作为企业关键利益相关者,应加强ESG投资理念,在投资组合中落实ESG策略。同时,由于ESG理念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政府部门应完善有关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金融的一种新兴金融生态,对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采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ESG表现更加优秀,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技术支持效应实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影响会更加显著;受到相关环境政策约束,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     

媒体关注与投资者情绪

媒体作为投资者获取所需信息的重要来源,媒体对证券市场关注度的增加直接或间接影响投资者情绪和投资者的决策选择。但媒体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在传播信息、稳定投资者情绪的同时,异常的媒体关注、媒体分歧等对投资者产生较强的情绪波动。本文就媒体关注针对投资者情绪的双向效应展开阐述,并就如何正确引导媒体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媒体关注、分析师跟进与业绩预告违规

本文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通过降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概率发挥治理作用。在分析师跟进较多的公司中,其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这说明媒体与分析师对业绩预告违规的治理作用能够互为补充,有效降低"坏消息"业绩预告的违规概率,强化监管制度对业绩预告行为的约束。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媒体治理与业绩预告相关文献,为监管部门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表现——基于双重代理成本的视角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企业披露ESG信息能否改善其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仍尚未明确。基于此,以2016—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披露ESG信息质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对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代理成本,从而提升股票收益。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大规模企业和处于行业竞争较激烈的企业而言,ESG信息披露质量对股票收益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披露ESG信息不仅是对持续增长的价值投资和ESG责任理念的积极回应,还有助于提升股票收益,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决策。     

绿色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ESG表现——效应评估、机制分析与市场化条件支撑下的赋能路径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影响当前企业前沿的ESG表现。实证结果发现,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驱动企业ESG表现水平提升。从异质性检验看,中央环保督察对于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机制分析看,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主动性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的环境补贴强度并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能,从而有助于企业ESG表现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