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约制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由此,通过谋利型上访这一概念的建构,不仅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迁,而且能够深化对信访制度的理解,进而来检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由被动走向主动—从农民抗争到农民维权

农民抗争和农民维权存在一定的区别,农民抗争意味着农民在社会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对权利的争取带有被动的反抗色彩.而农民维权则意味着农民主体性地位的获得,对权利的获得,是农民对自己法定权利在受到侵害时采取的合法性手段.     

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

学界对农民上访的研究大多基于农民权利意识不断增长这一判断而展开,形成了农民上访研究的维权范式。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弱化而农民上访增多这一现象对维仅范式构成了直接挑战,农民上访研究呼唤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本文试图从乡村治权而非农民维权的角度对农民上访进行研究。作者在和平乡的田野调查表明,和平乡30年来农民上访的变迁正是乡村治权逐步弱化的结果,乡村治权的具体体现就是分类治理：当前信访治理的困境是无法对上访者进行定性,信访治理没有原则。政权性质的模糊致使分类治理丧失了原则,而蜕化为纯粹的治理技术,从而出现了“有分类无治理”的治理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基层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应该进一步明确。     

从政治呼号到法律逻辑——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话语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的劳工抗争中出现了对“权利说辞”的频繁使用,这到底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也就是国家的撤退,还是反映了民众“规则意识”的延续以及国家的持续控制呢?本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在十年抗争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文本进行了“话语实践”的分析,认为抗争工人所使用的话语依赖于具体的斗争情境与权力关系,而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工人抗争的过程中促进了他们对自己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辩护.工人们对“权利说辞”的策略性使用一方面展示了国家对工人们的符号性支配,由此成功遏制了劳工抗争,防止了社会矛盾的激进化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只有真正实行“法治”才是制度化地吸纳社会抗争的持久途径.     

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考察和归纳了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接着,作者对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作者针对目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了扩展性讨论,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变迁逻辑及未来演进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内容。本文尝试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和变迁逻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究其未来的可能演进的方向。首先,本文对五项改革实践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五项改革是建立集体所有制、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地“三权分置”、建立农地流转市场和强化产权稳定性。其次,本文从统一的理论框架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逻辑进行了分析,这也是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经济学解释。最后,本文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未来的演进方向是,在坚持农地狭义所有权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及时顺应现实,不断地对农地权利进行分割细化和属性化,并把相应的权利分配给使用效率最高的社会主体,以最大限度提升农地利用效率。     

从控制到协调：企业治理目标的演进

企业的治理目标可以理解为企业的价值取向,即企业应该为谁服务,为谁而存在？企业治理目标也体现在维护企业内创造价值的关键性资源的完整性,并通过价值分配来激励这些关键性资源。传统的物质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关键性资源具有产权特性,控制企业产权便可以维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价值分配权,因此物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治理目标便是控制企业的关键性物资资本,并为其服务。而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创造价值的关键性资源无法通过产权加以控制,需要凭借关系型契约来协调。此时,只有妥善协调企业内的关键性资源,才能维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所以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治理目标由控制转变为协调企业内的关键性资源。企业家通过关系型契约协调关键性人力资本的关键是让人力资本感知与企业合作的收益要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切实保证人力资本有权参与分享与企业合作所产生的收益,从而提高关系型契约自我实施的能力。     

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的生成机理及有效治理——以农村社会治理为视角

农村谋利型上访一直是维权问题方面的热点之一。一些地方谋利型上访案件数量的增长,背后的原因有许多,上访者心态存有问题,少数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益被侵犯却得不到相应的救济,但根本原因是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混乱,没有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文章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角度,分析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与农村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解决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布洛维“生产政治”的视角强调不同生产政体在形塑工人反抗方面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生产政体本身的规制作用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特征重塑了其对不同生产政体的体验,并在与各种生产政体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团结纽带和动员方式,因此本文进一步强调了生活的政治意涵。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抗争模式：同事一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增长型抗争、群体性骚乱。每一种抗争模式都构成对世界工厂独特的挑战。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增减挂钩”到“三权分置”

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约束与突破贯穿了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从“增减挂钩”到“三权分置”的变迁过程。其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由早期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农民机会公平,宅基地用益物权属性逐渐彰显,但同一时期各地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演变内在动因在于产权公共域下的制度失衡及利益主体围绕宅基地产权中非专有性价值利益开展的行为选择,由此形成一个不断放松宅基地产权结构管制,降低租值耗散程度的过程。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演进方向应明晰宅基地“三权”归属与权能配置、减少产权公共域,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合理增值分配制度,因地施策、政策分类治理化。     

从自由竞争权到公平竞争权——市场主体竞争权的现代性话语

市场主体的竞争权经历了从自由竞争权到公平竞争权的发展历程。公平竞争权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竞争过程中所享有的开展自由、公平竞争的权利,它是竞争自由与竞争公平的统一体,是竞争法的基石范畴,是一项具有社会法性质的权利。由于我国现阶段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缺失,为了实现竞争权的成功转型,需要由竞争法明确赋予市场主体以公平竞争权。     

论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合理性

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是公司治理理论的争论热点.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人力资本所有者缺位是现行公司治理结构缺乏效率的根源.给予人力资本所有者平等的产权地位,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企业成长阶段、知识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创造等多方面论述了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应拥有剩余索取权,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产权化对公司治理重点转变的影响.     

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

本文提出下述假说并对其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不同治理形态的社会在追求效率、公平与安全三大目标的时候,最多能够同时实现其中两个。本文认为,东西方发展日益分叉的实质在于不同治理形态首先追求的目标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秦汉之际多委托人治理结构向单一委托人治理结构转变的各项特征事实的分析和模型推演,本文厘清了中国何以走上并锁定在以安全为导向的单一委托人治理形态的初始条件,认为商人的官僚化将社会资源控制力从非主流治理集团牢牢吸纳并控制在主流治理者集团之内,此举消除了各类游侠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对游侠的打击削弱了非主流治理集团的暴力依凭,汉朝以降各大一统时代均不能形成长期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有规模暴力,是新的治理竞争者不能长期存在从而打破单一委托人治理形态的重要原因。     

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

本文提出下述假说并对其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不同治理形态的社会在追求效率、公平与安全三大目标的时候,最多能够同时实现其中两个。本文认为,东西方发展日益分叉的实质在于不同治理形态首先追求的目标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秦汉之际多委托人治理结构向单一委托人治理结构转变的各项特征事实的分析和模型推演,本文厘清了中国何以走上并锁定在以安全为导向的单一委托人治理形态的初始条件,认为商人的官僚化将社会资源控制力从非主流治理集团牢牢吸纳并控制在主流治理者集团之内,此举消除了各类游侠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对游侠的打击削弱了非主流治理集团的暴力依凭,汉朝以降各大一统时代均不能形成长期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有规模暴力,是新的治理竞争者不能长期存在从而打破单一委托人治理形态的重要原因。     

专家型全球治理：从实力到影响力的转化

如果说今日全球治理领域里的大国关系是昨日权力之争持续演进的新形式,那么国家间的博弈方式便会发生重要变化。权力的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实现国家实力向影响力转变的方式是多层次的、专门化的、灵活化的、精英化的。更为专业化地参与全球治理是国际权力的主要实现路径之一。在全球治理的领域内。国家利益是经过重组的,而非减弱的,它是专家群体再解读的结果。此外,专家、精英群体也发挥着独立的作用。专业的知识、技能是他们参与治理权力、权威的来源。专家型治理是一种综合了国家利益、专家共同体利益、全球利益的治理形态．是新时代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方式。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型“三权分置”制度。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基于农民发展能力的视角,集体所有权是生存保障能力的体制载体,承包权是生产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经营权是财产收益能力的产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能够提高农民发展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并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终助推共同富裕。目前,“三权分置”改革面临集体所有权虚化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承包权固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经营权大规模流转与贫富差距强化的困境。应当强化集体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