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与互动响应

基于长江经济带2011—2020年的数据，构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综合指标及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指标，运用非期望产出slacks-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SBM-DEA)模型及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综合指标进行测度，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水平，并依据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地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稳定上升，整体上由初级协调转变为良好协调，说明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间存在较强的互动水平和较高的协调关系；(2)绿色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绿色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上体现为相互促进；短期内，绿色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高质量绿色发展可以引导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3)对绿色创新效率分解得到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相比于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更能...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人力资本门槛视阈下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我国29个省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2SLS的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实证发现：(1)绿色创新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两者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值之后,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由弱变强。(2)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过一个临界值时,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更加强有力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我国仅有少部分省份处于这个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检验了绿色金融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提升消费水平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增强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与农业产业链韧性

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产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韧性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数字化与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产业数字化单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对此，提出打造农村数字产业集群，完善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强化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力度，赋能农业产业链可持续发展；发挥产业数字化资源配置靶向功能，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空间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解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绿色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协调发展，选取1997—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市场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政策与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作用关系，并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市场因素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涟漪效应”；③环境政策和市场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特征，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市场活力、实行差异化绿色创新驱动政策等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能否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双碳”背景下，如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改善环境质量？政府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以2004-2018年26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不同维度指标衡量环境质量，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与环境质量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在财政分权的作用下，绿色技术创新改善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时间差异性以及门槛效应。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把控财政分权水平，加大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绿色技术的使用率，加快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实现。     

科技创新效率与煤炭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收集了2009—2018年全国煤炭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数据、煤炭深加工等转型数据,采用判别分析法确定煤炭企业科技创新效率、高质量绿色转型效应;收集全国34家煤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熵值法确定煤炭企业资产结构演变熵值和绿色演变效应;采用回归分析法确定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煤炭工业科技创新从整体上产生了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这种“高质量发展”作用主要是促进了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产生了绿色转型效应。其绿色转型效应远远超过煤炭企业产业方向调整、资产结构演变所产生的“阵痛”负作用;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资产结构绿色演变是连接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的纽带。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绿色发展——基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0—2018年24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科技通过推动供给侧绿色技术创新动能和需求侧产业结构升级动能进而促进绿色发展。从地理结构看,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发展,随着各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替代关系。从区域上看,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最强,中部稍次,西部最弱。从内部渠道看,金融科技通过降低排放消耗和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发展。从外部环境看,环境监管和金融监管处于动态中性有助于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本文为高质量实现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完成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思路借鉴。     

营商环境对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

从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我国省域层面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2-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①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西部省份已经跨过拐点，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左侧，中部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有待提升；②双元创新对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探索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提前出现；当利用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延迟出现。另外，替换双元创新测度指标对营商环境不同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类似结论。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绿色金融的内涵、机理和实践初探

在国家实施节能减排硬约束、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正在成为一种创新的环境经济政策。本文基于近年来绿色金融理论实践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界定了绿色金融的基本内涵,分析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风险投资等四种主流模式,系统研究了绿色金融对节能减排的作用机理,进而对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中凸显或潜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绿色金融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Interne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results show, the interne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stabil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whe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s more significantly but hinders the economic welfare level to some ext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s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all aspect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internet should be leveraged to dr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better play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