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经济改革的精彩看点

全新的改革班底，澎湃的改革豪情，荡漾的改革激流，科学的改革设计，铿锵的改革步履，蔚然的改革胜景……展开2013年中国经济的靓丽拼图，改革所激发出的正能量以脉冲与生猛之势强力穿越与辐射其中。借助于改革势能的逆袭，传统的经济思维得以全新解构：凭借着改革基因的聚合，前行的经济脚步越发扎实稳健；依靠着改革细胞的再造，强大的经济肌体悄然华丽转身；仰仗于改革红利的释放，炙     

发展混合所有制促进国资国企改革（笔谈）——扬长避短优势互补

当今世界,企业竞争呈现出全球化、专业化、集中化的趋势,颠覆型企业不断涌现.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类国有企业,如何直面新的竞争形势、改革创新,如何释放制度优化的红利,是当前改革的重要课题.从现实角度看,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竞争类国企进一步市场化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的途径.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研究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中国本年经济增长为7.5%左右,让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这意味着中国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开始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因为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人口、制度、净出口和投资的红利在慢慢在消失,但是中国才刚刚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防止陷入到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寻求到新的“增长红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调整好产业、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结构,汲取“结构红利”,转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武汉市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武汉市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主要表现在：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巨大,文化体制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两型社会建设助推文化产业跃升,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加速等。挑战集中于：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加剧,文化体制改革有待深入,文化产业品牌影响力弱,文化产业协同创新有待加强等。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一直都是国企改革的工作重点,从历史视角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进过程,对现行国企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利润上缴水平偏低、大量红利回流国企、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尚未确立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模式进行展望,应该扩大红利收缴范围且提高上缴比例,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红利分配模式,并且强化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刚性机制。     

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

中国正在经历从"帕累托改进"向"卡尔多改进"转型、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陷阱"迈进的特殊时期,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政府应该从"缺位"和"越位"中"归位",其职能是保障市场竞争而不是取代市场竞争,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助长市场失灵。只有最大限度依靠改革红利,全面深化对治理体系的改革,才能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才能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实现改革既定目标。     

国外环境税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基于双重红利的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了全球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也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西方各国很早就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环境税的改革,本文将从双重红利的角度,研究比较西方各国的环境立法实践,为我国即将实施的环境税改革提出一点建议.本文认为,环境税的改革应当以双重红利作为理论依据,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模式,以期通过环境税的改革改善环境问题,并希望能够实现促进社会就业等非环境红利.     

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大转型之中,我国发展阶段、发展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存在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化解各种风险、创造新的优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制度供给,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我     

股份合作制嬗变的制度诱因与实践意义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能漠视股份合作制的历史贡献。股份合作制不是时髦的舶来品,而是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体制第一次转轨条件下的产物,由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自我创造,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当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土地流转、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为抓手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局部试点和推进,日益凸显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固化、自我封闭、管理粗放、缺乏发展后劲等弊端,这些缺陷客观上也影响其体制绩效和改革红利的释放。实际上,股份合作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亚制度形态的选择方式,从完善的产权制度改革顶层设计来看,股份制才是我们经济生活的主流与进步方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下前置中介服务的困境与出路探索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和《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的发布,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机构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释放改革红利的一项要务。本文梳理了行政审批相关中介机构发展概况,重点论述了中介机构存在的垄断性、挂靠性、效率性问题,在深入分析利益关联、政府定位、管理制度等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放开"中介超市"市场,对内:创新中介机构管理制度的并举策略,双管齐下,以提升行政审批中介机构的规范性和服务性。     

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的环境税效应分析

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纷纷进行了税制改革。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着重对环境税的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结果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了其治理问题,私人资本引入带来产权形式的变化,并从三个方面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是可强化国有企业对经济目标的追求,从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有助于强化企业内部监督;三是可促使国有企业选择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为私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因而有助于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但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建立产权保护制度,以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二是必须使私人资本所有者与国有股东处于平等地位,让私人资本所有者享有所有者的权利;三是必须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     

国企红利“全民分红”的改革探析

2007年央企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结束了国有企业多年来只交税收不交利润的历史。国有企业是全民共同所有的企业。因此理应向其所有者——全体人民进行分红。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依然没有走出"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制度框架,全体人民并不能享有国企红利分配收益。为此,必须明确国企红利"全民分红"的改革方向,并采取配套措施促进"全民分红"的稳步推进。     

环境保护税改革能否撬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的启示

基于环境税费征收标准调整的改革实践,采用倍差法考察环境税费政策干预的异质性效应,并探讨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税费征收标准调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波特假说";环境税费成本上升倒逼大中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环境税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在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城市和实施绿色税收政策地区更为突出。优化环境保护税收体系和推进税制绿色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环境治理红利,但需要配套政策降低环保税对中小微企业造成的不利冲击。     

基于公平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研究

国企分红问题是近几年国内外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国企要向政府缴红利已经步入实施阶段。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国企红利上缴对国企本身的影响,得出了基于公平的国有企业分红的支出方向：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公共事业、补充企业国家资本金和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结构性减税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方式与程度,并提出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如何稳定、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的相关建议。结构性减税是＂有增有减＂的税制顶层设计,营业税改增值税、间接税改直接税、资源税改革等将通过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对就业产生传导作用。政策牵涉税收构成的调整,将改变不同类型经营实体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要辅之以人才培养及导向政策,鼓励劳动力集中到减税力度较大的服务业中去,集中到中小企业中去,才能释放税改政策的就业红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因素研究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束缚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核心问题。基于1996-2015的年度数据,选取经济制度改革、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四个一级指标和细化的24个二级指标,通过建立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对作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探究影响的核心要素、方向和贡献度。研究发现：（1）短期来看,经济制度改革、技术引进和对外开放因素能有效带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长期来看,自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效力具有较强持续性;（3）从对作用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排序角度来看,依次是经济制度改革、技术引进、对外开放、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由此,建议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自主科技创新,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实用性,释放关键性制度改革红利,增强对外开放和技术引进。     

“营改增”房地产行业税负筹划数学模型的构建

房地产行业是包含多项经济活动的综合产业,改革的红利与难度并存.为了更好地使房地产企业享受到“营改增”政策的改革红利,从“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税负影响出发,构建“营改增”房地产行业税负筹划数学模型,比较分析“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的变化,再结合案例分析房地产行业如何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合理地进行税负筹划,实现利润最大化.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主体,受惠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和净出口国,为产业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在享有绝对规模优势的同时还存在大而不强,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红利优势递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借助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内在机理,实证解释影响制造业战略升级重要因素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并以此从加快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重构产业价值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提升产业增值能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效应等方面提出实现"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