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的地域分配政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当前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国家,地域之间差异巨大,协调整体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日益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外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探讨其分析框架、政策措施及其措施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整体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的关系,通过构建一个三区域连接的中国递推动态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CE)模型,定量分析公共投资的地域分配政策的不同选择对整体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的影响,并考察由此产生的产业间和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效应.     

地区差距的新视角: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研究

地区差距从空间上看表现为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因此研究不匹配是审视地区差距的一个新视角。本文通过构造测度不匹配程度的指数,描绘了我国人口与产业不匹配程度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并在分析不匹配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可能导致其扩大的研究假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口与产业不匹配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此过程中,人口迁移壁垒、资本边际产出变动差异对不匹配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阻止其扩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利用外资的区域配置结构优化模型

本文使用对策论的方法，从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实际出发，探讨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下，优化外资在各区域间的配置结构，以使总体经济效益趋于最大化并逐步消除地区间日趋扩大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及财税政策调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但基于我国国情,各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也是无法避免的,经济差距过大会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文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详细阐述了造成三地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财税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的深入研究,并针对该区域的财税政策进行分析,提出了缩小京津冀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措施。     

浅谈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金融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分析 1.统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的地区差异. 货币乘数的大小,影响着货币供给量.货币乘数的一种表达形式是m＝（C/D＋1）/（C/D＋R/D）.其中C是通货,D是存款,R是准备金,C/D是通货存款比,R/D是准备存款比.从准备存款比看：准备存款比R/D是由rd（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 re（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构成的,前者是由央行来决定的,后者取决于商业银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资本边际利润率较高,商业银行对贷款的收回有信心,会增加贷款,超额准备率降低,货币乘数增大;相反,欠发达地区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低,为防止不良债权,商业银行相应提高超额准备金率,货币乘数变小.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统一的情况下,如果超额准备金率存在地区差异,货币乘数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差异.中央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保持统一的存款准备金率,没有考虑到落后地区乘数较低的情况,抑制了落后地区的货币供给,从而使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小于东部地区,并由此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论产业投资效率与结构变动方向

本文实证性地对比分析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并以此解释了产业投资与产出之间的偏差。在确证工业投资远比第三产业投资更富有效率之后，提出评价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应以资本边际效率为标准，认为目前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最佳历史时机，我们应努力实现数字化工业。     

资本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中国案例与国际比较

本文使用分产业增长核算法研究了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产业间配置的增长效应。本文发现,目前对投资的统计是按投资主体而非使用主体来进行行业归类.直接使用这些数据测算各行业资本存量会严重高估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得到资本配置"结构负利"和资本配置严重违背效率原则等失真结论。通过剔除房地产业,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间资本配置基本符合效率原则,资本配置结构效应不明显。本文的测算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产业间配置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平均为0.63个百分点,与剩余经济增长率和剩余TFP明显正相关且有推动作用,并呈现出十年左右的"改革周期"。与其他37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的比较研究表明,截至2017年,中国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仍将处于较高阶段;2017—2023年,结构效应将明显下降,结构性减速压力将迅速增强;2030年以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将于低位徘徊,此时经济可能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该发现有助于更好地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     

长三角政府公共资本和民营资本生产率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比较研究

近10年来长三角的公共投资（分配）过多地流向了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导致这些城市人均资本拥有量总体大幅上升，从而引发其边际生产率递减情况的发生。而它们的资本利用效率或者技术创新水平至少是没有明显提升（或是下降），还不足以抵消其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趋势。而位于长三角外围边缘的中小城市的资本边际收益正处于上升期却显得公共投资不足以及人均资本存量过低。倾斜式的公共资本分配政策延滞了长三角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     

德国区域规划的经验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区域经济不平衡作为经济发展初期的伴生现象,初始的增长过程与不平衡的区域增长紧密相连,同时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受到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多重影响。德国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在制定区域规划过程中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其区域结构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在充分利用地域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在不同地区创造同等生活条件,取得了显著成效。德国区域规划的特点城市发展将自身置身于开放竞争的体系中间德国是世界上高度城市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联邦、州和地方乡镇三级共同承担城镇建设发展的任务,其主要特点是统一筹划,协调发展。德国城市发展遵循一条规则,就是始终把城市发展置于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既要考虑市场竞争的原则,也要顾     

论政策因素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与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在地区发展战略上,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计划、投资、财税、信贷、外贸等方面的政策集中倾斜。它在推动全国宏观经济效益提高和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客观上也拉大了东西部发展差距。众所周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各地区的经济潜能得到一定释放,区域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就在这一令人鼓舞的局面下,东西部发展差距却有所扩大。尤其引人关注的是,80年代末以来,在全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又有所加剧。如从工业总产值及其增长速度来看,“七五”时期东西部增长速度分别为14.3％和10.9％,相差3.4个百分点,“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