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田园综合体项目的作用探析——以湖南省邵阳市吴家村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田园综合体的出现,解决了产业扶贫过程中缺乏资金、技术、产业链等问题,为扶贫和乡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针对湖南省邵阳市吴家五郎文化田园综合体项目、基于对当地村民的调查数据,从农户视角分析农村田园综合体项目的作用及问题,探讨该项目在当地经济发展、村民生活改善和扶贫工作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试图为我国乡村今后建设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提出一些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田园综合体建设发展研究——以浔龙河小镇为例

长株潭城市群积极相应国家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着力发展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的田园综合体模式。文章总结了田园综合体的意义，长株潭城市群农业发展现状，对比分析国内外田园综合体发展经验，选取长株潭城市群有代表性的浔龙河小镇田园综合体项目为样本，分析田园综合体可持续发展存在核心问题，为后续研究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田园综合体项目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田园综合体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而田园综合体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其通过生产、生活、生态共生,实现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三产融合,从而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田园综合体内涵的把握、政策要点的梳理,探索打造田园综合体的具体路径,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增收效应的科学评估

在后扶贫时代到来之际,有必要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增收效应,探讨增收机制,从而为后续的防返贫工作提供指导.利用2018年实地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政策的确能够有效提高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无论是建档立卡政策还是贫困村政策,其最终的落脚点均在于开发式扶贫.在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上,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以及就业扶贫均产生了正向作用,首先为产业扶贫,其次为金融扶贫,最后为就业扶贫.自2020年后,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要有效融合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与就业扶贫,努力保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扶贫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内扶贫车间发展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扶贫车间是长期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中所产生的新的扶贫平台,能够实现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的有机统一。文章重点从扶贫车间的作用、运行模式、成效、存在问题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能为扶贫车间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帮助。     

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资阳市雁江区文龙寺村为例

产业发展是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重要支撑。新农村综合体的产业选择对促进农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农村发展体制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原有产业基础、人力资源、资金、政策、市场、竞争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的因素,然后对资阳市雁江区文龙寺村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进行了实例研究。通过分析,确定文龙寺村新农村综合体应依托其种植业、畜牧业的资源优势,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同时,利用文龙寺作为佛教与旅游的触媒点,开展集朝拜、观光、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实现一、二产业互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以城镇化推动扶贫的思考

城镇化在行进过程中对于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具有积极作用。从减少贫困数量和转移贫困地区劳动力等方面说明城镇化对扶贫的作用,并研究了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存在的问题或误区,包括规避"城镇化陷阱",认清农村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贫困标准的设定,扶贫不脱离现实等。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分析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呈负相关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提出人口城镇化是关键和核心,降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等建议。     

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

借助我国2016年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并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了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确实能够对基金投资产生积极的信号作用，且作用效果不因精准扶贫方式而改变；对于民营企业，这一信号作用更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准扶贫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由于企业模仿现象的加剧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本文对影响机制进一步剖析发现，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向消费者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进而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基金确实能够认识到这一信号传递机制并进行投资，并且投资于精准扶贫公司对基金的业绩和资金净流量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本文证实企业披露精准扶贫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为深入挖掘企业精准扶贫的内在动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汇聚企业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     

产业扶贫:国外经验及其政策启示

产业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国外反贫困行动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产业扶贫,特别是重视农业产业和旅游业在提高贫困农户收入水平、改善贫困农户生存状态中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外在农业产业和旅游业扶贫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产业扶贫形式和产业扶贫保障体系两个方面。学习和借鉴这些实践经验,对我国调整新时代产业扶贫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产业扶贫中要注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实现规模经营;开发金融和保险产品,健全保障机制;加强网络信息建设,推广"互联网+"扶贫;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技术水平。     

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基于政企协同的角度

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伟大成就,但扶贫工作没有因此终结。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需要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充分保障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推动政企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如何激发企业的内驱力和保持其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较少有文献关注。文章通过构建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和企业内驱力路径,基于稳定的政策和持续的企业帮扶行为,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有利于取得扶贫成效,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的扶贫行为,从而形成长效机制。此外,在产业、就业、教育、生态及医疗帮扶方式中,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的效果更好。文章的结论说明国家政策具有引导作用,体现了扶贫表彰活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文章的结论也为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要素资本化、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省丹寨县的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重大发展战略。本文结合在贵州省丹寨县的实地调研分析认为,推进精准扶贫的根本举措在于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既包括贫困地区的本地产业发展,也包括外地产业发展。本地产业发展主要依赖贫困地区隐性优势资源的显现化和显性优势资源的资本化进程。要素和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又依赖政府扶贫资金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投入,让贫困地区具备产业盈利空间;依赖下乡驻村干部为扶贫资金提供精准制导,帮助找到产业发展突破口,特别是着力发展低端生产方式下的高端产业,最终形成脱贫帮扶利益共同体。外地产业发展主要通过“税收—财政—扶贫”、“产业—就业—扶贫”以及“产业—企业直接投入—扶贫”等模式,对贫困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帮扶。精准扶贫中的本地产业发展与产业发展中的精准扶贫过程要妥善处理好诸多难题。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问题研究——以新疆南疆地区为例

南疆四地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制约了该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南疆四地州扶贫问题呈现一些复杂性和特殊性.本文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贫困现状,对南疆四地州贫困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从政策扶贫、产业扶贫、资金扶贫、设施扶贫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制定有关南疆地区精准扶贫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

贫困山区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往往具有高度地理重叠性,成为当前旅游扶贫攻坚战重点区域。在当前各种旅游扶贫鼓励政策下,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是旅游扶贫的重要前提和现实基础。利用旅游优势度评价模型和区位熵指数法对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旅游资源优势度和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空间等级划分与评价。运用多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36县(市)旅游资源与产业进行集聚类型分类,得出由各县(市)旅游资源、旅游产业与空间滞后量决定的四种不同旅游扶贫区域类型。依据各区域类型特征提出政企合作模式、战略联合模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模式及区域联动模式4种旅游扶贫模式,以期为各县(市)探索新型旅游扶贫模式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指导,对其他同类型贫困片区旅游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扶贫的实践、体会和建议

江苏省农科院具有悠久的科技扶贫传统。近年来，江苏省农科院根据形势的变化，积极策应省委、省政府整村推进的扶贫思路，开展科技脱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江苏省农科院的科技扶贫工作为个案，回顾了该院科技扶贫工作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农业科研单位在科技扶贫工作中的意义、作用和途径，并对科技扶贫工作提出了建议。     

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来自罗霄山片区的经验证据

以罗霄山片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0—2014年罗霄山片区20个县(市、区)的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罗霄山片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多数贫困县(市、区)的旅游扶贫效率都呈现改善态势,说明旅游扶贫仍具较大潜力。从影响因素来看,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扶贫对改善罗霄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有积极影响,而教育培训水平较低和金融支持能力不足制约了该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提升。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选择

产业集聚理论吸收了梯度推移理论、增长极理论和生产综合体理论等区域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强调集聚经济和区域分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在论述产业集聚的发生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基础之上,提出了发展区域经济的产业集聚政策选择。     

贵州省产业扶贫研究

以扶贫攻坚角度来看,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其脱贫成效不仅关系本省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更关乎着全面小康之大局。因此说,扶贫工作是贵州省重中之重。文章以贵州省产业扶贫为主线,针对当前贵州农村贫困现状、产业扶贫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扶贫模式等问题,结合贵州实际情况,提出贵州产业扶贫新思考。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产业扶贫模式及改革创新研究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大部分的偏远地区农村仍旧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在我国进入脱贫攻坚决战收官之年时,针对这些地区经济形态单一等诸多问题,政府逐渐在这些地区中推广产业扶贫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扶贫模式必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针对如何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改革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并提出了建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合理布局特色产业科学,建立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监督考核与管理机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