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视域下的集资诈骗罪重构——以主观目的、行为对象的实质分析为进路

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予以规定,原本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情形必然符合诈骗罪。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集资诈骗罪的解读不甚严谨,产生了诸多误区。其实,对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做简单的推定,对“社会公众”的理解也不可望文生义,只有正确解读好本罪中的这两个要素,才能对集资诈骗案件进行正确认定。     

非法集资案的刑事法律适用评析——以吴英案为切入

由于非法集资一类案件涉众广、影响大,并且关于民间融资的政策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不易把握,使得相关案件中的诸如对"非法集资"的界定、集资诈骗犯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识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执焦点。而集资诈骗罪作为唯一保留死刑适用的诈骗犯罪也备受诟病。     

浅析集资诈骗罪认定的难点及对策

集资诈骗罪是一种金融诈骗罪。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集资诈骗罪频发,破坏了我国社会的经济秩序,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财产损失。而集资诈骗罪的认定现在还存在很多难点,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对策分析,通过理论的分析研究,对实际的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起到积极作用。     

集资诈骗罪犯罪构成新论——兼论吴英案件的定性

在民间金融领域,合法借贷与集资诈骗的界定一直是难题。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要认真分析“诈骗方法”、“集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从根本上把握其类型。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可以考虑采用司法推定的方法。非法占有目的也可能表现为间接故意。用后期的集资款本金偿付前期的集资款本金和利息是集资诈骗者诈骗得逞的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应当将这一方法单独予以规定。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异同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加大,由于监管不力和民间集资的便利,导致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大案要案频发,涉案地域广,涉及行业多,参与集资群众众多,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非法集资已经演变成为典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特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分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     

论集资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这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集资诈骗案件时提供了指导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仍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该罪要求行为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但何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其应如何认定？实践中没有统一标准,理论界亦无统一学说。     

从吴英案谈集资诈骗罪

吴英一审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界,尤其是刑法学者,主要从本案的定罪量刑两方面提出了诸多质疑:一是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二是吴英该不该判处死刑。笔者从集资诈骗罪的三个成立条件论证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并认为吴英不应该被判处死刑。此外,通过对吴英案的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难点在于对"非法占有目的"和"社会公众"的理解,并对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和"社会公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由非法集资罪名管窥我国公法与私法特性间的冲突

自非法集资行为入罪于中国刑法以来,形形色色的非法集资案例频频见诸媒体报端,数量可观的民营企业家或集资者则在法律和政策的双重高压管控中应声倒下。由于非法集资所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加之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使得对于非法集资的争议从未间断。本文拟以非法集资的罪名争议为引,简要对公法与私法特性间冲突做一分析,并指出过于追求公法的价值而忽视私法价值,将有害于我国金融创新的持续发展。     

骗子成立“扶贫办” 跨省诈骗两千万

《北京晨报》报道：两个刑满释放人员黄德科、李岩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谎称集资扶贫，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内竟在5省市非法集资诈骗450余人共计2000多万元。     

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研究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商机促使人们对资金的需求空前增大,众多投资者为了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往往不择手段,各种非法集资的犯罪行为时常见诸报端。集资诈骗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导致在理论界乃至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因此,笔者认为,厘清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重大的意义。     

集资诈骗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刍议

集资诈骗罪等经济犯罪目前越来越呈现出高发趋势,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法规以及一些相关行政制度规定不够健全,社会规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机制失调,以及被害人自身法律观念比较淡薄,受到利益推动和驱使,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造成的。防治集资诈骗罪任重道远,坚决打击犯罪,宣传犯罪危害,建立合作机制,妥当安排善后,四者联动缺一不可。我国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不断加强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各相关单位应协调统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从而预防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汪振东：30亿元“蚁力神”集资案主犯被判死刑

辽宁省营口东华集团非法集资近30亿元,造成数万人被骗。2月初,这起非法集资案主犯汪振东以集资诈骗罪,终审被判处死刑。从2002年4月起,营口东华集团董事长汪振东以“东华生态”“东华酒业”等企业的名义,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租养、代养蚂蚁的方式非法集资。     

吴英判死 民间资本求活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吴英非法集资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加盟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糊涂投资,跌入诈骗陷阱

近日，长宁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由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以“4050”项目连锁加盟为名进行集资诈骗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于2002年底开始推广所谓的连锁加盟项目，到2004年1月案发共集资诈骗了100多万元，涉及20多名受害者。     

诈骗中国四大商业银行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全国发生多起令人谈虎色变的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案,使国有独资银行和民间银行深受其害,形成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黑洞”。从案发始末来看,涉及金融部门的案件主要有直接诈骗和间接诈骗两种形式。直接诈骗,如愿“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和间接诈骗如“新兴工贸公司”总头目邓斌最为典型与罕见。     

吴英的生死劫——一个民间资本神话的破灭

吴英案背后,是一个女人与财富的故事,一个从民间资本市场的灰色地带坠落的故事,其警示如在身侧。去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今年4月7日,吴英案二审开庭。吴英当庭翻供,否认自己犯有集资诈骗罪,而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罪。法院二审如何判决尚不得知,     

非法集资初论

各式各样,日益增多的非法集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行政处罚手段已经明显不能有效地规制社会上纷繁复杂的非法集资行为,作为保障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手段一旦介入了调整领域,部分非法集资行为也就上升为了集资犯罪.本文介绍了我国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有关政策法规和刑事立法状况,并对非法集资犯罪的处置原则和特点,以及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非法集资初论

各式各样,日益增多的非法集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行政处罚手段已经明显不能有效地规制社会上纷繁复杂的非法集资行为,作为保障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手段一旦介入了调整领域,部分非法集资行为也就上升为了集资犯罪。本文介绍了我国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有关政策法规和刑事立法状况,并对非法集资犯罪的处置原则和特点,以及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在金融领域的流通越来越频繁,融资的手段与方式也越来越多。银行等正规渠道的贷款绝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这就迫使其它企业不得不另辟蹊胫,非法集资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在非法集资方面的法律规制还比较单一,非法集资活动的猖獗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律规制。     

信用卡诈骗犯罪研究

我国信用卡犯罪数量急剧上升,如何有效打击这种犯罪,保护信用卡业务正常、快速地发展,也就成了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对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理论与实践对立法完善提出建议: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应独立成罪;信用卡诈骗罪应规定单位犯罪;诈骗三次以上未到额度也应构成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