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构建--基于控制权的调节作用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对技术能力的4个维度进行了归纳和阐释,讨论了不同的控制权（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在控制权调节作用下的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地解释技术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以及在不同控制权形式下这种影响关系的异同,丰富了技术能力的研究,为家族企业的管理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借鉴价值。     

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控制权类型和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利用我国上市化工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绩效(以下简称"ENP")对经济绩效(以下简称"ECP")影响过程中控制权类型和高管激励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ENP与ECP的显著正相关性(以下简称"ENECPE效应"),而且还发现:中央政府所有权控制的企业并未在通过改进环保技术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发挥表率作用,相反,在非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中,ENECPE效应更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果总经理从上市公司领取薪酬,那么当上市公司ENP较低时,ECP也将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高管持股并不能显著调节上市公司ENP对ECP的影响作用。     

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与绩效关系探讨——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等对建立企业持续竞争优势起着决定性作用,基于资源基础观,企业是异质性的生产资源和能力的集合,具有优越资源和能力的企业将会比其他企业表现优秀。因此,相对的资源贡献是决定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控制的关键变量,应该关注跨国公司实施控制的能力以及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从控制结构和控制程度两个纬度可对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进行界定,文章结合资源基础理论的两个角度——资源互补性和资源匹配性设计变量,构造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与绩效关系的多元回归理论模型。     

家族企业关系契约治理、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关系契约治理会对家族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以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家族企业关系契约治理对企业财务绩效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关系契约治理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财务绩效越好,企业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大。关系契约治理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方式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企业的营运能力与绩效指标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汽车制造业日益成熟。然而,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上市公司困难重重。如果上市公司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那么如何加强营运能力使企业绩效最大化,是企业必须考虑和分析的问题。一个企业若想提高自身绩效,则增强资产的运作效率是企业必须重视的环节。所以,本文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对比分析,来讨论营运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分析两者的关联程度,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     

控制权转移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解析

控制权转移是上市公司为改善经营绩效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控制权转移之后能否有效改善公司业绩,国内外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协议转让类控制权转移事件,以2006—2008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公司控制权转移前一年、当年及后三年的绩效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制权转移后,由于资源配置调整在短期内不能立即到位,控制权转移的积极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随着资源优化和整合作用的逐渐发挥,公司的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必然会显著提升,要使这种提升具有持久性,还需进一步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行为并完善控制权转移市场建设。     

上市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良好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是增强家族企业经济活力,提高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手段,而经营绩效是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健全与否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反映.以2009年沪、深两市108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年度董事会议次数、总经理年收入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资产负债率与经营绩效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要素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沪、深两市115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设置会计盈利和公司价值两类指标,运用全回归和逐步回归方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家族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等治理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效果不显著;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长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总经理持股比例则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担保企业高管领导能力与内部控制绩效的关系——基于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研究

以两家担保集团企业下属子公司的调研数据为基础,针对担保企业高管领导能力、企业人员管理活动、内部控制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假设,并运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进行了验证。实证研究发现:担保企业高管领导能力中的部分因素对内部控制绩效有显著影响;担保企业的人员管理活动对高管领导能力与内部控制绩效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中介效应的强度要大于直接效应;担保企业高管领导能力对内部控制绩效的影响大于内控制度的影响。     

动态能力、知识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模型及评价研究

从动态环境的角度对知识管理能力和组织绩效进行详细分析,深入理解动态知识管理能力的内涵;根据国内外知识管理模型,提出反映动态能力、知识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动态知识管理能力模型,建立动态环境下组织绩效导向的过程和结构;根据微粒群算法在解空间优化搜索方面的优势建立一套评估权重优化算法,对动态知识管理能力的评估指标权重进行优化。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绩效关系探析

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构建代际传承与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并进一步探究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 表明:代际传承能显著地提升家族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研发投入能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代际传承可以通过研发投入间接对家族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建议家族企业不仅要重视代际传承的双重影响以提高创新绩效,还...     

网络关系与创新绩效: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本文从网络关系通过促进企业动态能力的提高,进而影响创新绩效的逻辑出发,基于理论假设,结合39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证明: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和关系稳定性是创新网络的重要特征,对企业探索、获取新知识,以及在现有技术领域的能力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学习能力使企业通过与外部创新源的多重合作在知识吸收和利用上获得更大的优势;网络能力的提高为企业带来新的创新机会,进而强化了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模式。由学习能力和网络能力构成的企业动态能力是"网络关系—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多重机构工作经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选拔渠道的调节作用

在国有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经历往往与公司的治理效果和财务指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基于高阶理论,通过对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地区106家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经历与企业绩效进行关联分析发现,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多重机构工作经历对企业年均资产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高层管理者的选拔渠道会在高层管理者多重机构工作经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即当高层管理者是来源于外部甄选时,多重机构工作经历对国有企业年均资产增长率的积极作用会受到一定的削弱。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结果的现实意义以及对于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选人用人机制的启示。     

出口贸易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出口贸易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水平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资企业是出口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来源;外资出口企业强势的竞争力、形成的买方市场势力、以及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是外资企业出口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较小的原因。     

议价能力、商业信用与企业绩效——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引入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衡量企业议价能力,检验了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越强,现金流越短缺,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反而下降,表明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扭曲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该扭曲效应更强。同时,货币政策紧缩和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加剧该扭曲效应。经济后果方面,融资约束越强的企业通过提供商业信用的方式虽然提高了资产周转率,但降低了营业净利率,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绩效。     

国际化动态能力、国际扩张战略与企业绩效: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国际化动态能力对企业国际化扩张和绩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界定企业国际化动态能力四个维度的基础上,以国际扩张战略为中介变量,探讨了国际化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205家江苏制造业国际化企业的经验研究表明:环境感知能力、组织结构柔性、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有助于企业通过国际化广度扩张提升经营绩效和竞争优势,价值链重构能力、环境感知能力和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有助于企业通过国际化深度拓展提升竞争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应加强国际化动态能力的建设,合理权衡国际化广度扩张和深度拓展问题,建立以动态能力为基础的战略管理体系。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成长绩效——基于行业情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沪深两市41家农业上市公司连续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显著提高其成长绩效;进一步分行业的回归结果发现,种养类农业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比加工类农业上市公司多,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种养类农业上市公司成长绩效的正向作用明显低于加工类农业上市公司,这意味着行业情境会使得处于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用具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