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

<正>“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对于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升国企的社会与经济效益，避免经营中的风险因素，强化国企管理水平意义重大。“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度的体现。新时代要把握国企“三重一大”决策的历史沿革，基于“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来开展国企内控管理，有效避免企业发展中的各种风险，促进国企完成深化转型任务。     

中国

7月17日,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召开“北京工业百户国企与外资、民间资本并购重组行动”媒体通报会,推出共104户工业国企进行并购重组,总资产约252亿,主营产品销售收入约121亿元,在职职工约75521人。其中大中型企业69户,控股公司推荐87户,区县推荐17户。这样大规模引进外资、民资重组大型国企,在北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北京国资委目前     

浩华江河：你排碳 我淘金

看似虚幻的碳排放额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机。 在一间藏于国企大院的办公室里，《竞争力》记者见到了北京浩华江河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华江河”）董事长李春敏。     

梁稳根猜想

2011年快结束时，力帆的老板尹明善发了一番感慨：“如果我们和国企斗，输的一定是我们，因为国企后面还有国有银行、国资委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如果我们硬要跟它斗的话确实是鸡蛋碰石头。”“对民营企业家提出三个劝告：不可让政府不高兴；不可让银行不高兴；不可让国企不高兴。”“民企的出路是到国外去，国内就交给国企。”     

国企分类改革下国有出资人模式的重构

分类改革是我国此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要实现分类改革的目标，必须对关乎国企管理体制的国有出资人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我国国有出资人模式主要有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两种。但无论是以国资委为代表的集权出资模式，还是以行业或地域为标准的分权出资模式，其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回应国企分类改革的要求，没有区分商业类国企与公益类国企而分别构建出资人制度。实际上，在国企分类改革下，有必要确立集权模式与双重模式并行的混合出资人模式。针对商业类国企采国资委集权出资模式，由国资委专司“管资本”，剥离其监管企业的职能；而针对公益类国企采功能双重出资模式，由多个部门分工协作，既“管资本”也“管企业”，实现有效监管的职能。     

流泪的微笑——李经纬“复出”与MBO“叫停”

国企老总退出后卷士重来的，李经纬之前还有倪润峰。而作为“问题”企业家而“复出”的，李经纬当属国企第一人，因而李经纬“复出”事件可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标本来解读。     

国企诊断：大病52——国企生存现状素描

国有企业肩负着在国民经济、劳动就业、社会稳定等等方面的重任，闪失不得。但令人失望的是，国企的表现与他们的责任和应该拥有的能力反差太大。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国企有病。也有人极悲观地说，它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很少有人肯像本文作者这样很耐烦的把国企的各种病状进行研究，并把它们详细列出来，供他人或国企自己治病之用。项润在国内策划业已经“混”了不短的年头了，已是“腕级干部”的他却老也不稳重，缺点总也不改，依然是急“公”近“义”，为“别人”忧心忡忡。出身国企，关心国企的他，几年来已写了不知多少文章来说国企的事。这不，刚加入WTO，他又忍不住急火攻心，捣腾出这篇东西，倒让有关部门吃了一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琢磨着解决。他这才又决定拿出来发表，让大家都看看有设有道理。     

国企

国企这个概念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从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企业”的萌芽，到后期模仿前苏联工业体系而建立的国营企业，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进行定义的国有企业，直到今天以央企为代表的“新国企”集团，在同样一个词的概括下，国企的内涵却在不断发生着演变。     

大数据时代国企内部审计发展新路径探讨

“大数据时代”是互联网与信息行业高速发展延伸的概念，在数据量大、类型繁多、数据传输速度快等特点影响下，大数据时代对诸多行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国有企业（简称“国企”）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企经营发展目标要想得到有效实现，加强内部审计必不可少。因此，本文以大数据时代国企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意义为切入点，在分析国企内部审计发展现状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数据时代国企内部审计发展新路径，希望以此为国企内部审计工作质量水平的提高提供有效价值建议。     

老总的管理思维该变了--是"人盯人"还是"系统管人"

当前连锁公司的老总大概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不参股的国企老总，这类国企如果经过多次资本运作，国有股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很小，是“任命型老总”，政府在下面，有一条线牵着他们，以后就要看他们自己的职业能力了。第二种是参股的国企老总，这类国企往往一开始就由现在的老总创办，戴着“红帽子”发展到今天，在企业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自己     

业界

个人所得税征管重点关注五类个人投资者,156家北京国企公开招股,国税总局严查违规征税,中国银行即日起调整人民币存贷款计结息规则,避开价格战微波炉打“光波”牌。     

月度品牌资讯点击排名

谷歌或合作国企重返大陆8月3日，北京清华科技园谷歌大楼下十分冷清。谷歌的前台人员称，谷歌的招聘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又多了起来，现在里面正好有来面试的人。“谷歌要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合作。”一位百度内部人士透露。“三季度会有些动作，但此时不太好说。”易观总裁于扬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中国肯定是任何跨国企业都不能放弃的，一切皆有可能。”（《经济观察报》）     

民企的“国企化”福利错了么？

在对职工的福利关心上，民企也越来越“国企化”：温州一家由国企改制而来的企业实行老员工“内退”制度等等。从造集体宿舍、办子弟学校、给保底工资、发过节费、授予终身员工到准予员工内退……人们似乎从一些浙江民企的身上又看到了过去国有企业的影子。于是，种种疑问纷至沓来：民营企业不要竞争力了？“企业办社会”、“铁饭碗”回潮了？“民营企业国企化”了？     

老总的管理思维该变了——是“人盯人”还是“系统管人”

三种老总。当前连锁公司的老总大概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不参股的国企老总，这类国企如果经过多次资本运作，国有股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很小，是“任命型老总”，政府在下面，有一条线牵着他们，以后就要看他们自己的职业能力了。第二种是参殴的国企老总，这类国企往往一开始就由现在的老总创办，戴着“红帽子”发展到今天，在企业内部     

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负面消息不断。在中国整体处于转型期这样一个现实面前，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通过90年代的改革，已经在法人化和企业化、引进竞争机制、组建大型国企集团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国企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如偏离原来组建大型国企集团的目标、国企“走”不出去等，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低迷的现实下，国有企业企业必须改革。改革的原则概括为“可能时，国家尽量少干预；必要时，国家尽量多干预”，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对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进行分类管理，实现进一步企业化和开放性，以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强化应对危机的能力，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老总的管理思维该变了

三种老总 当前连锁公司的老总大概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不参股的国企老总,这类国企如果经过多次资本运作,国有股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很小,是“任命型老总”,政府在下面,有一条线牵着他们,以后就要看他们自己的职业能力了。第二种是参股的国企老总,这类国企往往一开始就由现在的老总创办，戴着“红帽子”发展到今天，     

四两拨千斤：高管递延薪酬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治理效应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急需提振经济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对经济有所“误伤”,在实践中一直应用却被理论研究忽略的高管递延薪酬制度能否成为国企杠杆率的精准治理机制值得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高管递延薪酬显著降低了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治理效应；同时，其能与去杠杆政策协同，对国企杠杆率产生协同治理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递延薪酬制度是国企杠杆率的有效治理机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效果。     

新闻线索衍生的新闻乱象根源治理探究

好新闻离不开好线索,好线索成就好新闻。信息大爆炸背景下,媒体融合是多出新闻、出好新闻的良机,然而反观当下新闻生态,诸多乱象层出不穷。既有线索本身真伪难辨、良莠不齐的原因,也有记者对线索加工不当使然。本文借鉴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原理,探求新闻线索供给侧改革,提出“新闻线索+”媒体融合生产路径。     

谁能接下央企抛来的“绣球”

一方是握有大量资源的大型国企，另一方是资源匮乏的民企。为了能够及时消化手里吃不下的资源，一些大型国企向民企抛出“绣球”。     

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对国企管理改革的启示

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引入，对传统国企管理产生了冲击。同时，也对国企管理改革有重大的启示，即树立“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明晰的国企人力资本产权、建立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