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技术获取型中国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技术获取型中国OFDI为视角,运用"一带一路"沿线上国家的相关数据,采取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在不同程度的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获取型OFDI存在单一门槛6.46百万美元,在门槛值之前在东道国技术影响下OFDI限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在突破门槛值之后技术获取型OFDI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     

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本文利用1985—2012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程度与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美适度的技术差距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经济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不深制约了中国企业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阻碍了中国对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     

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与143个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动因以及出口结构等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比较顺、逆梯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差异,以及不同投资动因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投资动因方面,我国顺梯度OFDI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逆梯度OFDI表现为技术获取型;差异性投资动因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且这一影响效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下中国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运用SYS-GMM和门槛回归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而对模仿型创新能力具有抑制效果;中国制造业OFDI对原创型及模仿型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异质性;中国制造业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门槛效应,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显著影响了制造业OFDI创新驱动门槛效应的发挥。     

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87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技术动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低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输出特征,对高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获取特征。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在高、低两类技术水平国家的OFDI的调节存在较大差异。在低技术水平国家,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越差、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增强低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在高技术水平国家,经济制度增强高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而政治制度则限制中国OFDI的技术获取,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小越能促进东道国高技术水平的吸引力。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基于PLS-PM与BP神经网络模型的实证研究

构建包含政治军事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指标体系,采用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和BP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风险测度与预警。基于2014—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数据,建立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实证分析东道国风险、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风险较高的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维度表现为风险偏好,而在经济金融维度上风险规避的特征明显。非商业趋向和非市场动机使得中国OFDI能够包容一定的国家风险。签订BIT可以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在中低收入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更强。此外,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存在“异质性偏好”,中低收入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技术和税负对中国OFDI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OFDI的69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FGLS模型重点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及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OFDI产生正效应;运用Hansen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的门槛值,发现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这为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与支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我国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