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县扶贫开发绩效分析

随着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贫困县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该文以国家级贫困县郧县为研究对象，在对郧县农村扶贫实践进行参与观察、原始数据和资料搜集及调查取证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阐述了郧县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五年来的脱贫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的减贫效应评估——基于拟自然实验方法的分析

为了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该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造反事实,利用2005-2013年湖北县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在拟自然实验环境下识别出重点县认定标准和重点县政策对贫困减缓的处理效应。研究表明,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的减贫成效未如预期显著,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会高估政策实施的效应;进一步的机理检验表明,这主要归因于重点县这一战略安排未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对缓解地区分化作用也不明显,甚至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合理竞争。建议完善扶贫开发政策体系,细化扶贫瞄准单元,以扩大精准扶贫时期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     

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减贫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开发政策策略创新需要在新的减贫实践中进行优化设计。本文结合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的减贫实践,从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模式创新、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创业环境优化、农民创业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体系构建等方面,探索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双向良性互动创业扶贫模式,为新时期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优化和扶贫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高技术企业的R&D投入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企业的R&D投入是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源泉和条件,从宏观上来说可以促进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微观主体来说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但是企业的R&D投入是否越多越好,对于组织的盈利能力贡献越高?文章将从R&D资金投入强度与技术人员投入强度的角度,通过对2008年139家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强度的实证分析,得出企业的组织绩效与R&D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的关系,给企业利用技术创新快速占领市场予一定程度的启发。     

R&D投入、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省312家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企业R&D投入、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新产品产出能力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在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产品产出能力的中介效应明显高于发明专利;尽管R&D投入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两类专利申请量并不是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河北省县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是国家扶贫攻坚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基于河北省131个县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PSM-DID方法构建准自然实验分析框架,评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对于河北省贫困县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贫困县政策有利于促进河北省县域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可通过提高县域金融机构贷款规模、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合理规划产业结构、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增进就业等多种渠道改善河北省贫困县的经济状况。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省区差异与投入绩效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各省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聚类分析,将全国31个省区分成发达省区,中等发达程度省区和欠发达省区三类,以此引入区域虚拟变量,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省区差异和要素投入绩效分析,得出结论:1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绩效省区差异明显,中等发达程度省区和欠发达省区各要素产出总和弹性(斜率项)低于发达省区,但其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效果(截距项)高于发达省区;2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大小排序是投资、RD人员投入、新产品产值、出口(欠发达省区为负,其它省区为正)、RD内部经费(负)。其相应建议是:1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对于中等发达程度省区和欠发达省区,需要从促进区域技术进步的战略高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克服投入产出总和弹性低于发达省区;2从各投入要素的角度来看,需要改善投融资环境,促进产业资本形成;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提高RD经费使用效率;提高对外开放度和外贸市场开拓力度;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等。     

企业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机理与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企业环保支出是否有效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环保投入对公司环境绩效的作用受公司规模的影响,公司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提高企业环保投入的环境治理绩效,而规模较小的公司受限于自身资源条件,未能充分发挥环保投入的环境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显著提高了环保投入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外部治理强度对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因地制宜,提高企业的环保投入治理水平.     

提高我国科技投入绩效的战略思考

文章认为,科技投入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对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意义重大.今后.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调整和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加强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以及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支持,创新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体制,以切实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提高科技投入的绩效.     

医药企业研发投入、销售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从医药企业着重研发投入和销售投入的经营特点出发,以2010-2013年我国100家医药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投入、销售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经营业绩的贡献显著地高于小企业,而小企业销售投入对于经营业绩的贡献显著地高于大企业,因此大企业更有动力进行研发投入,而小企业更有动力在销售活动中增加投入.本文还发现,在控制了研发投入、销售投入和企业规模的影响后,大企业经营业绩仍显著地高于小企业.因此通过医药企业整合促进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大企业的出现可以更好地推动医药行业的发展.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利用线性支出系统ELES测定贫困线的实证分析--兼比较几种贫困标准

本文认为,现阶段线性支出系统ELES可以用来衡量相对贫困程度。该方法不仅适合制定全国贫困标准,也适合制定各地区贫困标准。ELES借助一般抽样调查的统计分组数据即可得到具体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抽样调查得出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对ELES分析法得出的基本消费需求额进行修正,从而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贫困线。现行的各种国际贫困线标准较高,因而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CHNS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进行了研究。静态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要明显大于城市,且城乡差距明显;个体行业差异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发生机会,但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贫困发生机会与年龄呈"U"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整体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大。     

农村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机制——以低保制度为背景

中国农村在反贫困领域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低保和扶贫开发）的历史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对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设计。扶贫开发既要发展又要救济,发展与救济目标同时兼顾。未来应确立＂发展型＂的扶贫开发工作的新格局,实现正确激励,充分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的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竞争,扶持先进,梯次前进,共同发展。     

自生能力与巩固脱贫成果——后扶贫时代的思考

我国已经如期实现了精准脱贫的目标,成功按期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同时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扶贫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退化或返贫,应当是后扶贫时代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经验证明,当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按标准成功摆脱贫困以后,会出现一定的退化现象,从而需要有一个脱贫成果的巩固期.特别是那些...     

中小企业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及其所有制基础

采用SYS-GMM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的减贫效应,从中小企业所有制的角度考察该地区差异的成因。结果显示:中小企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小企业初始国有资本比重对地区长期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以中小企业私人资本比重的提高为特征的中小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贫困减缓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外商资本次之,国有资本对贫困减缓具有消极作用。指出:政府应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所有制改革,采取差异化政策,积极引导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减贫作用。     

金融发展与降低贫困——基于中国1994～2004年小额信贷的分析

小额信贷的反锁定模型证明了小额信贷通过产业反锁定、技术反锁定和结构反锁定等三条途径克服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窘境,实现了增产又增收,降低了农民的贫困程度.利用中国1994～2004年的时间序列和2004年的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小额信贷增加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降低了贫困.最后,通过一些案例的调查数据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降低贫困效应.     

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研究——以阜平县为例

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科技扶贫的重要内容。河北省阜平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借助科技要素,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促进了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本文将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归纳为适应当地优势的产业选择机制、以"亲贫性"技术为主的技术供给机制、有利于农户合作的组织机制以及提高应用意愿的技术风险化解机制等。并介绍了科技促进阜平县蔬菜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及成效,结合科技支撑蔬菜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科技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建议。     

论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基于村民行为选择视角的实证分析

从现实状况看,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模式的成效呈递减趋势.因此,为探究村民的行为选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文章在合理界定我国农村贫困程度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利用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有序多项选择Probit模型来分析村民的行为选择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该模型的Gibbs抽样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的企业数量、村务管理效率、村民就业结构、村民受教育程度、村内公共投资力度及村民的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均构成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