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中国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高货币化率问题愈发严重,学者们专注于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却忽略了对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此,在对货币化率影响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归纳基础上,提出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的理论假设,并且选择全球72个主要国家1996—2018年面板数据,对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和发达国家子样本中,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货币化率水平小于全样本数据拐点值,大于发达国家子样本数据拐点值.发展中国家子样本数据则显示,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适当提高货币化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中国货币化率最优路径图.     

国际贸易、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基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近代出口与近现代铁路建设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贸易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长期增长的综合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近代出口贸易与铁路建设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人口长期增长,两者的影响具有替代性,该替代性在邻近历史口岸或较早开通铁路的地区相对较强。进一步分析表明,铁路一方面能够提升贸易区位劣势地区的企业出口参与度,另一方面能够促使出口福利空间溢出,增强贸易区位劣势地区对劳动力迁移的吸引力,从而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起到替代性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国际贸易的资源空间配置效应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当今中国统筹对外开放布局优化与国内市场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mpirical model to tes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t uses spatial econometric techniques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1993 to 2004 to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local province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other provinces.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show an evident pattern of spatial clustering. They largely congregate in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forming a gradient gradually diminishing from east to west. (2) Output elasticity of local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s 0.106, between the values calculated by early researchers with time series data and panel data. (3) Spatial output spillovers from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re largely positive, but evidences of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s are also found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spatial weights matrix model.      

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利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数据,构造了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发现FDI从东至西经济增长作用依次递减.同时,本文考虑到FDI的外溢效应,对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     

电信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电信基础设施刺激计划,试图借力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然而,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利用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克服电信基础设施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电信改革所引起的各省电信市场结构的外生变化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电信行业发展初期(1990—1999年),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入2000年以后,虽然移动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渐递减,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负向影响,说明由于用户萎缩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已经出现闲置征兆。本文研究结果对于重新思考我国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多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多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对于发达国家,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一开始腐败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但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是暂时的;三是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体制的完善,政府管制的减少,腐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正面影响,目前处于倒U型的右半部分,即腐败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最后,本文给出了治理我国腐败的对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聚集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912,介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然。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聚集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912,介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然。     

经济结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在经济结构、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即MAR溢出、雅各布斯溢出与波特溢出。MAR假说偏爱低竞争与产业专业化；波特也偏爱专业化，但赞成高竞争；而雅各布斯赞同高竞争与产业多样化。中国各省制造业的经验表明，专业化和多样化不是对立的，地方产业中的不同专业化水平与地区的多样化程度是能够很好结合起来的。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区域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主要运用生产函数法,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与面板数据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前者所得的结论由于得出的交通基础设施弹性太大而并不可信,利用后者得出的结论又由于弹性过小而与现实情况相矛盾。文章通过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区域差异状况的分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研究,试图揭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交通先行在中部崛起中的作用。结论为:(1)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2)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为0.0563~0.2058,介于早期学者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且此结论较为稳健。(3)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来看,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表明交通先行在中部崛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部地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在新的“十三五”规划中,经济建设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处于关键地位.如何有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客观需求,是中部崛起战略思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结构进行调查研究,并通过三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产出的弹性.得到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即会使经济增长0.3501％的结论,并结合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技术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基于专利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专利数据构建技术专业化衡量指标,测度2001-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技术专业化系数,展现专业化模式的区域差异以及变动规律,并利用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技术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技术分工系数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区域特征,并出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只有少数地区能在高新技术和高机会技术领域实现专业化,大部分地区仅在自身优势产业所对应的技术领域实现专业化;技术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创新能力较低时,技术分工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创新能力较高时,技术分工的作用不显著,且不同领域专业化会产生不同效果。     

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1997-2013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和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分布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倒"U"曲线中的上升阶段,但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或集中投资的现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到: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在前期冲击效应波动较大,但长期影响趋于稳定。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个助推性因素。本文试图从理论溯源中寻找交通基础设施研究的经济学基础,从现代文献的进一步拓展中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溢出效应、效率改进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区域发展效应和现代化效应等5个方面。最后,本文认为,现代化交通体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量化等方面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     

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经济增长

笔者借鉴Dipankar模型,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到产品生产和基础设施生产函数中,分析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在保持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将引进的外资更多地运用于国内基础设施的积累,有利于产出的进一步增加.对我国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我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因而需要将外资更多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马斯科莱尔-拉赞模型的扩展研究和中国经验实证

笔者在马斯科莱尔-拉赞劳动力转移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二元经济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得出劳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然后,利用1983年～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到上个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不显著;2000年以来,劳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非农就业比例之间才表现为倒U型关系,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才逐步显现.     

我国经济增长地区趋同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引入实际人均资本存量变量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趋同性的解释框架。认为在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初始值较不发达地区高且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在未来趋于一致的条件下,人均产出的地区间的差距呈先扩大后减小的过程,即经济增长的趋同性曲线呈倒U形。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在短期内我国各省区的人均产出的差距扩大,但这种差距的扩大速度逐渐减小,在长期内存在经济增长的地区趋同性;并给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曲线的模型形式及预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