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健康对我国农村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例

近20年来,为了缓解农村贫困,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降到2.3%.农村贫因性质发生了转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逐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考察和检验农村居民健康与个人发生贫困概率的关系,为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选择提理论依据.     

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浅析

本文立足于动态视角,利用CHNS农户匹配样本,探讨家庭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退出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农户贫困更多表现为暂时性贫困,保持贫困所占比例相对较小;（2）健康冲击不仅在短期内造成家庭收入的下降,而且会影响家庭的长期收入水平;（3）健康冲击加大了非贫困户进入贫困的风险,从而对家庭的长期贫困产生影响,迫使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     

民盟中央 加快推进健康扶贫工作,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正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实现到2020年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一是加强健康扶贫信息平台建设。二是继续加大健康扶贫专项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进一步提高健康扶贫经费在扶贫工作经费的投入比重,设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医疗补充商业保险救     

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研究

贫困人口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现象日益严重,成为社会最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而医疗救助对于保障贫困人口健康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提出完善措施。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提升农村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水平和脱贫群众自我保障能力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体系存在医疗资源供给质量有待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有待完善、社会力量的补充作用有待发挥等短板弱项和脱贫群众自我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推高部分脱贫群众因病致贫返贫风险。亟需健全因病致贫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完善医保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因病致贫返贫治理的成效，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升脱贫群众自我保障能力，切实防范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消除贫困的战略取向

<正>"十二五"时期应坚持惠民、富民方针,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积极推动消除贫困工作,让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民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一、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优先向贫困人群提供,减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发生。医疗费用过高是造成许多农户陷入贫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向度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分解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利用2011年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源禀赋、社会福利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子女的资源供给等家庭禀赋因素以及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服务可及性都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并且,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提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福利水平成为防止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政策选择。     

我国农村扶贫性金融的构建策略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依然庞大,地区分布相对集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家庭和医疗教育负担较重,笔者认为,贫困农村资本短缺和贫困农民融资难的问题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构建完善的农村扶贫性金融体系是解决贫困农民稳定脱贫问题的重要手段.     

农民家庭卫生应达到哪些要求

农民家庭要摆脱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状况,首先得从家庭及成员的卫生做起。人人讲卫生不仅是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社会道德,也是预防疾病保护健康的根本措施。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从农村目前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来看,家庭卫生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么具体要求有哪些呢?农民家庭卫生应该达到的主要要求有:居室要通风,室内要清洁卫生;卧具要干净,被褥要勤洗勤晒: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

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农村扶贫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战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但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返贫率较高,仍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面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相对贫困问题显现、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分析其农村扶贫模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寻求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成就与挑战——以新疆X县为例

[目的]深度贫困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但是鲜有研究对该地区的精准扶贫成效及未来挑战开展定量分析。[方法]文章以新疆典型县域(X县)为例,描述分析了该县贫困发生率,贫困家庭的收入、住房和饮水情况,脱贫方式,特殊群体的贫困特征以及致贫原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果]基于2013—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该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37.2%下降到2018年的0.2%;贫困户人均收入从2 431元提高到11 281元;贫困农户的住房、饮水和医保等问题大多能在2年之内解决;大量青壮年和高学历人群依赖"政策脱贫";因病和因残致贫、老年贫困问题和因学致贫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结论]不返贫是可持续扶贫的最终目标。首先,逐步改善"财政兜底、一兜了之"的帮扶方式;其次,加强对特殊人群(例如,老年人口、高抚养比家庭等)的识别和帮扶力度;再次,消除因学致贫的可能性,同时为适龄劳动力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     

论脱贫攻坚对推动乡村振兴的多重作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农村建设发展提出的两项重大战略部署。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之,脱贫攻坚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且这种基础作用具有多重性。脱贫攻坚通过消除贫困、弥补短板、重塑组织、改善系统等,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前提条件、搭建基础平台、提供组织保障、营造有利环境,从而使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实施不仅可能,而且可行。为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贫困地区的顺利实施,必须不断夯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全面地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脱贫攻坚对乡村振兴的多重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彰显,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

中国农村贫困格局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调整农村减贫的战略与政策。2020之后农村贫困的治理战略需要由长期以来的"扶贫战略"转向"以防贫为主"的新的贫困治理战略框架。2020之后中国减贫的战略目标将需要从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制定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并继而努力超越绝对贫困标准,转变为通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来缓解不平等为主要目标。2020后以防贫为主要目标的减贫政策应将现行所有的政策工具进行重新的梳理建立起相互衔接、互不重复、目标明确的新的减贫政策体系。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

[目的]旅游扶贫已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探讨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方法]在识别鲁南贫困区域并测度该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评价该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构建贫困指数识别该区域的贫困状况;运用离差最大化决策法对鲁南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比较排序,并分析鲁南不同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IPA方法分析鲁南贫困县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可行性。[结果]鲁南绝大部分县区贫困指数较高,贫困程度较深;各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利用贫困指数与潜力指数将鲁南县区划分为高贫困—高潜力、低贫困—高潜力、高贫困—低潜力及低贫困—低潜力4种类型,其中山亭区、蒙阴县、沂南县、泗水县等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高,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相对较好,其他县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相对较低。[结论]鲁南各县区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时需正确认识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条件实现脱贫,旅游扶贫可行性较低的区域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扶贫方式,切勿盲目发展乡村旅游。     

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多维贫困状况,找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有效路径,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计2086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AF方法从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SPSS 17.0进行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健康、生活标准、社会参与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健康维度中的慢性病指标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方面的剥夺程度最低。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在健康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西部地区则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拥有在世子女、社会支持和村委会关心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具有正向缓解作用,但是具有孤独感、在世子女数量越多或者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空巢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为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在关注其收入贫困之外,一方面要重视改善其生活保障机制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增强人文关怀和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感。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