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内部构成因素的影响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有的人认为分工与市场的交替作用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最主要因素(李琪,1995);^[1]也有人认为产权变革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周新军,2001);^[2]还有人认为劳动关系的内部构成比重及其关系力量大小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根本性因素(夏顺忠等,2003);^[3]另外,还有人从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政治与法律等方面来说明(佟新,1998;^[4]郭捷等,1998;^[5]肖盛峰,2003;^[6]赵祖平,1998;^[7]冯同庆,2002^[8])。     

学习途径与企业家能力关系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中小民营企业为例

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产力水平低,创新能力弱,生命周期短,难以持续发展等严峻挑战。^[1]影响企业成长和绩效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企业家的个人能力,^[2]其能力对企业的存续和增长具有关键作用,^[3]我国民营企业家自身能力的供给不足,是企业难以成长和持久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4]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自然力和社会力(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耦合导致不同层次复合生态系统特殊的运动规律^[2],研究各子系统之间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是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3]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时期,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新的目标与要求。     

中国外资经济的独资化程度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量引入外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外资进入中国的模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独资企业逐渐取代合资企业形式,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首要模式。^[1]这种独资化现象吸引了各方的关注,形成了立足东道国^[2]和立足投资者^[3]两方面的研究,为我们认识独资化倾向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些基于FDI流量数据的研究比较适合从动态上观察外资进入的独资化倾向,却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累积形成的外资经济在独资化方面的整体图景。基于此,本文意图以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基本单位普查及常规统计的数据^[4][5],对中国外资经济发展中的独资化现象进行深入观察。     

学习型区域: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y)这个概念是由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学者伦德瓦尔(Lundvall)和约翰逊(Johnson)于1994年提出来的。^[1]“学习经济” 是以知识为最重要资源,以学习为最重要过程的经济。^[2]     

省内城市间经济关联结构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中Kij的修正

省内城市间经济关联及其结构为区域经济融合互动发展提供了依据。在采用市级关键企业信息和省级产业关联信息获得省内城市间经济关联关系基础上,计算城市间经济关联权重,用之修正王欣等采用的度量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中的 ,从而综合考虑产业结构、企业活动、经济总量、空间距离、城市人口等因素对城市间经济关联的影响,构建了能够客观反映城市间经济关联结构的省内城市网络模型,并利用山东省数据进行了实例分析。通过分析山东省城市网络的4类结构,从城市对直接关联城市的影响、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地位、城市对城市群的控制调节能力、城市的潜在影响力等方面量化了城市的各类影响力,从而从经济关联视角为省内城市间经济融合互动发展提供了思路。     

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和自我价值感

处置效应一词是由谢弗林(Shefrin)和斯达特曼(Stat man)提出的。^[1]他们用此词来描绘市场交易者的持亏售盈的倾向,并提供了在共同基金回购交易中的处置效应的证据。拉孔尼斯霍克(La-konishok)和斯密特(Smidt)报告了盈股往往具有高交易量,这一发现证实了市场交易者的售盈倾向。^[2]费瑞斯(Ferris)、豪更(Haugen)和马奎加(Makhija)在美国小盘股市场上发现了相同的情况。^[3]欧丁(Odean)对一家经纪公司从1987年至1993年的一万多位客户的交易记录进行研究,证实了处置效应的存在。平均来说,投资者实现他们15%的盈利,却只实现他们10%的损失。^[4]     

我国水污染税税率设计研究:以工业废水为例

在税收制度设计研究中,尽管税率是调节税负的重要杠杆,但由于它是较为直接的和明显的计税尺度,一般不存在复杂的确定和计量原则的规范问题^[1]。然而在污染课税的制度设计中,税率问题却凸现其重要性。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经济世界里,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等于庇古税(Pigouian tax),即税率能够使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即处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那个点^[2]。具体讲就是,水污染税的税负水平应等于纳税人排污行为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失,包括环境损害、人体损害和资源耗损等社会成本^[3]。     

总量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与增长核算方法——中国增长核算研究的一个综述

总量生产函数是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的基础,不论长期增长问题,还是短期波动问题,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都是研究的前提^[1]。本文关注总量生产函数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中的运用。帕金斯(Perkins)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因而,对于中国增长绩效的研究极为重要。     

加入WTO后外商投资行业分布变动的检验分析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使我国迅速跨入了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行列,与此相随,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结构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市场化地位”没有得到认同,由于外经贸政策的透明度不高,加之外资投资行为的天然偏好等,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行业间的不平衡分布在所难免。比如,郭克莎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偏好增加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1]赵晋平认为,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存在差异性影响。^[2]     

武汉城市群经济整合及其影响因素

从不同层次选取反映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综合指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武汉城市群经济整合进行分析,重点探讨城市群各城市间的分工合作;采用偏离份额法模型定量研究了武汉城市群经济整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年以来武汉城市群呈整合态势,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依自身优势进行调整;②各城市间的产业相似性呈现距离衰减特征;③出现总部向武汉集中、生产向周边地市扩散的“双迁模式”;④城市群等级结构的“断层”、政府的调控机制、基础设施条件等影响武汉城市群经济整合.     

评《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

<正>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于促进全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准确认知长江经济带人与自然关系，揭示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其空间差异，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在、关键所在。长江经济带地域范围广、流域内自然—经济发展差异大，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科学而准确地刻画其资源环境空间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以及二者耦合关系难度较大。     

我国生态税收体制的确立

关于生态税收概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环境保护税。所谓环境保护税收,是指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各种税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1](2)绿色税收。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对生产出来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2](3)(环境)收费。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为污染支付的价格。^[3]     

基于问卷调查的民营企业景气状况及其特征分析

企业景气调查(business survey),也称商情调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首先发起的,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世界各国已经广泛推广,是一种较快了解经济情况的途径^[1]。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工业等领域开展企业景气调查工作,并在90年代末将企业景气调查正式列入国家统计制度。目前,国内关于景气指数的研究主要关注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研究相对不足,而国外学者比较重视对中小企业景气状况的研究^[2]。     

论经济学的“幸福革命”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然而,对幸福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幸福的现实。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的物质财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获得与之同步的增进,甚至在部分国家、地区和人群中,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目前发展的经济正在逐步蜕变为无助于人们幸福保持和增加不幸福的经济、“无快乐的经济”。^[2]     

中国国际竞争力:强劲增长、成本优势、政府引领、社会基础——2004-200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分析

2004—2006年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鉴指标数基本稳定在310～320个,其中参与计算国际竞争力排名的稳定在126个硬指标和113个软指标;2004—2005年参与比较的国家和地区有60个,到2006年有61个,包含53个独立经济体和8个参评国家内部发展最有特色的地区^[1][2][3],体现了区域竞争力的发展方向和区域竞争力在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地位。^[4]     

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

人口红利是近些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旨在描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关于这一概念尚有很多混淆的认识。^[1]概念的混淆可能导致当前存在大量关于人口红利计算方法的不解与对实现人口红利的条件的忽视。^[2]在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意在进一步明确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及人口红利作用的经济机理,并探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可能的实现途径。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环境监管的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减轻环境污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政府对排污行为进行环境监管。环境监管是政府与排污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博弈分析。^{[1][2][3][4][5][6]}在他们的研究中除杨玉峰和傅伟国外,其他学者都假设环境监管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然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确实存在,并且显著影响环境监管的效率。拉塞尔等人(Russell,et al)和哈瑞顿(Harrington)的研究表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政府的监管行为,即使发现了企业违规行为对其罚款也很低。^[7][8]里尔(Lear)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9]     

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碳效率——基于城市群政策的实证考察

城市群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集群形态,致力于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和融合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9年19个城市群的建立与扩充,运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城市群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碳效率的影响,进一步从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两个方面,探讨了城市群对碳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显示:城市群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碳效率的提高,能通过制度上降低城市间市场壁垒,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物理上增加城市间车次数量、缩短通行时间,提高交通便利性,为要素自由流动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对碳效率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的城市群碳效率作用不显著。收敛性分析表明,一体化促进城市群内部分工网络的形成会加剧产业结构差异,在提高城市碳效率平均水平的同时不利于碳效率收敛。本文的研究不仅从碳效率视角对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的研究进行了拓展,而且为“双碳”目标下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农业增长研究述评

舒尔茨(Schultz)指出,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foodproblem)和发达国家的农业调整问题(farmproblem)。^[1]速水和神门(Hayami and Godo)又在两者之间加入了一个新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农民的贫困问题(poverty problem)。^[2]在发展中国家,如同现在非洲的情况,随着经济的起飞和收入的扩张,非农部门对粮食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粮食产量低下、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是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因而可能导致高昂的粮食价格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这就是粮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