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再探:基于云南省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西部省份云南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选取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广东省、浙江省以及西部地区重庆市作为参照省区进行比较分析,对云南省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实证检验,并对云南省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做出研究和判断.     

中国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研究

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社会电商发展、数字应用支持、互联网普惠情况、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等多个维度选取21个基础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来计算我国31省份（不包括港、澳、台）的数字经济发展得分。文章选用基于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15—2019年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出各省份的综合得分和主因子得分。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不同梯度和不同因子维度，各省份也存在发展差距。具体表现在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中部地区的发展较平均，西部地区发展落后。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各个维度相辅相成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而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一般或比较差的地区主要受落后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制约，对此文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使用熵值法评价中国8大经济区和30个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并采取聚类分析、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对数字贸易动态演进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2013年到2020年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数字贸易发展位于领先水平;全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分化现象,8大经济区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空间异质性,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8大经济区的区域间差异,并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     

我国互联网数字鸿沟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在明晰数字鸿沟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互联网数字鸿沟的空间分异及产生的影响,利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选择从互联网普及和互联网应用类型的使用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区域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研究表明:1我国东中西部、省份和城乡之间互联网使用者规模和普及率存在着差异;2我国网民尤其是城乡网民在互联网各类应用中的规模和使用率存在着差异;3数字鸿沟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鸿沟,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省份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即贫富差距。据此,文章提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从经济和技术两个维度发展地区经济,缩小以至消除区域数字鸿沟。     

环渤海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20年环渤海经济区内五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可以有效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减小,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则相反,但其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发生率。因此,应采取措施增加落后地区人均GDP的增长水平,早日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实现经济区内城乡共同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基于熵值法的我国蓝色经济发展时空演变及障碍度诊断

从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业活动、海洋资源支撑、海洋科研实力、海洋生态治理和省份发展能力6个维度构建蓝色经济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沿海11省份2010—2015年的蓝色经济发展指数,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分析制约各沿海省份蓝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我国沿海省份蓝色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仍在中等偏下阶段,各省份之间的蓝色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我国蓝色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存在两极化与集中化并存的特点;通过障碍度模型发现沿海各省份蓝色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差别较大。为提高我国蓝色经济发展水平,应加快改革海洋资源管理体制,提高海洋经略能力;全面贯彻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海洋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引导海洋产业链协同创新;打造陆域和海域联动机制,提高陆海统筹水平;加快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海洋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专业化产业区的个案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是中国发展专业化产业区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以浙江省为案例,分析专业化产业区的现状、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及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上,以绿色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将数字经济引入其中予以改进拓展,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提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碳排放呈倒U型曲线的可能性。实证分析上,使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猜想。结果表明：碳排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特征,异质性分析得出该倒U型关系在数字经济中高发达地区和数字经济低等与欠发达地区均存在。据此,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的作用关系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文章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以2013—201 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在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及时关注和研判潜在风险，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     

数字经济驱动碳减排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局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而间接对碳排放量产生抑制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缓解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积极作用,可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帮助实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重构组织模式,实现实体经济领域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本文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理进行阐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区域数字经济指数存在较大差距;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持续深化,但大部分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现实路径。     

基于形态属性的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测算

动态监测与科学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形态属性，从信息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呈现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且总体及不同形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差异明显。（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峰分布呈现明显的右移趋势，且存在显著为正的全局空间关联和局域集聚特征。（3）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区域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建设，这将成为支撑我国数字强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示范区，为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新模式、新路径。通过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进展进行动态的跟踪和观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转型的理念、模式和路径。利用2015—2021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发展的相关数据，从数字经济规模、信息化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交易水平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来分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现状，总结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治理水平、提升技术创新、优化法治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发展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我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从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制度实施三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份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的水平存在着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局面,其中大部分省份是一个起伏下行的趋势,最终针对如何更好地融入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韧性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韧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韧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经济发展韧性,且这种影响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尤为显著。对此,需要通过加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技术与政策投入力度、拓宽数字经济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经济发展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