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民族八省区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也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消费水平。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是我国帮扶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旧存在。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减缓的总效应分析,以及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减缓地区的相对贫困,同时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相对贫困的减缓;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且这种效应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其中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需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各个地区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发现广西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还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重点研究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最后分析当前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发现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全国还存在差距,同时也缺少龙头企业的支持。今后,广西应该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高金融创新的能力,促进广西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依托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使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实现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目标。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地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有助于调节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7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构建2011—2019年省际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其分指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创新激励作用与总指数保持一致,而数字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普惠性,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国有企业占比较小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和行业的异质性考察

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视角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社会就业的原理及机制,并采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社会就业.相较于国有单位及企业就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就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但会抑制第一产业及部分第二产业的就业,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优化社会就业结构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对新基建的投入以提升社会整体就业水平,拓展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以促进个体及私营就业,科学协调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以缓解转型过程中的就业压力.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普惠金融、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府干预和普惠金融发展在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选取山东省T市2014—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普惠金融、政府干预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会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强而增强,政府干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会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以西藏七地市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文章基于2011-2020年西藏七地市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西藏七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平稳上升，但内部差异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则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提出政府在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效果和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文章旨在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2011-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拓宽农村居民的交易范围和消费空间，缓解消费信贷约束，从而能够极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均不同。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带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但并未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分不同消费类型看，发展享受型消费容易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而基础生活需求型消费则不受其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及创新能力对上市银行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A股41家上市银行2011—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TATA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银行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对绩效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银行创新能力的发展,且银行创新能力在两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银行创新能力起到的中介效应作用高于国有银行.